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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的特征(2) 浙江昌县在“成化以前，平民不管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 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后渐侈，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 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 地消灭了“绮靡之服，金珠之饰”。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太兴旺，传 统的生活程式仍占主导地位，少数人的标立异尚未对整个社会风气 构成猛烈的震荡。作为商品经济时代的开头，或者说具有转变传统 社会生活模式性质的风俗变迁，是从正德 (1506-1521)、嘉靖(1522- 1566)年间开头的，万历(1573-1619)时臻于极盛，明末仍有余流。入清以后一度中折，经过清初的疗养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态复萌。 早在弘、正之际，礼科都给事中周玺 (?-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 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制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 俗自如。”著名文学家李梦阳 (1473-1530)也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埒也。”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著名学者 顾起元(1565-1628)还以其亲身见闻概括了南京的风气变迁：“正、 嘉以前，南都风气厚为醇厚……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 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 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 而拟饰倡妓、交结绀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但 是正、嘉以后的变化，如同风云际会瞬息万变，他借用东汉王符《潜 夫论·浮侈篇》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今京师贵戚，衣服、饰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之甚矣。”进而感慨“近日留都风气往往如 此，奢僭之风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 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 纱裙细绔”。郓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狡猾敦厚，易于治理，此后却 “竟尚白费，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隶之徒亦华侈相 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江西永丰县从前“男子惟绸布土缣，富者 间衣文绮，以袭以布，谓之衬衣，士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丝，女子 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但嘉靖中叶却是“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侈 富逾节者亦既多矣”。同时的南直隶六合县也是“皆高帽大袖，履舄 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南通州在弘治、正德 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 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 此二物价谦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但万历时“里 中子弟谓罗绮缺乏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秀丽 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 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 知厉禁。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 人不以为异”。全国很多地方都消灭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 不云头不履”的现象：在南直松江，“奴隶争尚华美”，“女装皆踵 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在河南内丘， “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巾”;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 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有着云履而白领缘者”……检阅 明朝中后期史籍，类似事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所以万历时曾任吏 部尚书的张瀚 (1513-1595)这样总结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纵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 制犯禁，不知忌也。”准确明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服饰方面的心态， 成为今人争论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的不刊之言。 这种公然的僭礼越制竟然成为“人不以为异”的社会风气，除了富商大贾的兴风作浪之外，具有特别身份的士大夫阶层的攀比、竞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人把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归结于“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如内阁首辅张居正 (1525-1582)政治上锐意改革，生活上却极尽白费，“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 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仿佛合璧，无少过失”。 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竞相以白费，“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最终蔚为一代时尚，向明初确定的礼法道德秩序开放了猛烈的冲击。 朱元璋曾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首饰的式样作了明确规定，但明朝中后期的服饰却是式制，变幻莫测，已大大冲决封建网罗，详见下文。 朱元璋曾严峻制止官民百姓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