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件-第3章革命历史小说.pptxVIP

第三章：革命历史小说;一 革命历史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革命历史小说的共同特点;革命历史小说有限的区别;革命历史小说的“史诗性”追求的创作;解放战争的史诗性叙述;《保卫延安》;《保卫延安》;《保卫延安;《保卫延安》;《红日》;《红日》;红日;革命“起源”的史诗性叙述《红旗谱》 《三家巷》;据梁斌的回忆，为着写作《红旗谱》，他有过长时间的准备。在作家看来，“史诗性”地概括中国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和命运，需要安排相当宏阔的生活画面，和长卷式的结构。因而，小说被构思为多卷本。第一部《红旗谱》（1958）写30年代初在河北保定一带农村开展的“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潮。第二部《播火记》（1963）主要写发生于1932年的高蠡暴动。第三部《烽烟图》（1983）则写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红旗谱》;《红旗谱》;《红旗谱》对农民革命和农民英雄性格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有着它的某些“独特性”。作家在寻找着观念、阶级斗争的主题和乡村风俗、传统文本的联结，这被他概括为小说的“民族气魄”的探索。这包括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的“江湖气魄”，也包括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这种联结，虽说主要被看作是观念、主题的表达方式，但有时也会使叙述“逸出”观念、主题拘囿，而使某些在另外文本中被阶级斗争重大事件淹没的，有关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等的表达有所浮现。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等），在《红旗谱》中，提供了表现方法上的借鉴，也参与了人物性格、行为的构成。对这一地区的??间语言的运用，也加强了小说表现的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而多少缓和了观念、主题阐释上的坚硬、紧张的程度。 ;1947年发表长篇小说《高干大》的欧阳山，50年代以后，定居广州，任华南和广东地区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职务。在五六十年代，欧阳山的小说有中篇《英雄三生》、《前途似锦》和短篇《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金牛与笑女》等。发表于60年代初的这些短篇，由于题材新颖和写法的特别，而受到注意。这个时间他最重要的创作，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五卷本长篇。作者说，他1942年在延安时，就有了写作长篇，来反映他经过文艺整风以后，“有了比较明确认识”的“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计划。这一设想，到1957年才得以开始实施。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延宕至80年代才全部出齐。小说以周炳的生活经历来结构作品，时间上贯穿自1919年到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在这五卷中，《苦斗》、尤其是《三家巷》写得较为出色，其他各部笔力已趋衰弱，似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更多的注意。这当然是当代多卷本小说的通例，“一代风流”也不能避免。 ;《三家巷》;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分别为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但他们是近邻，之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　这两个“特色”，也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分歧的焦点，同时，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三家巷》、《苦斗》出版后，发生了评价上的争论[16]。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以及周炳、陈文婷等的行为和思想感情状态，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所存在的不足，指出作家对周炳的弱点的“批判”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过去的“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地位的强化，也由于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压抑”，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更加谨慎、节制。欧阳山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