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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县志》资治思想浅析 《房县志》是清朝同治版的第一部书，由地方法官杨燕烈编撰。杨延烈, 字子扬, 山东章丘人, 同治元年 (1862) 进士, 同治四年 (1865) 除房令。博学多才, 崇好儒术。下车尹始, 奉檄催修县志。杨延烈引为己任, 博考文献, 网罗散佚, 越十月书成付刊。共分12卷, 25门。卷一:星野、疆域、形胜、沿革;卷二:山川、水利;卷三:城池、关隘、津梁、铺递;卷四:公署、赋役、学校;卷五:秩官;卷六:兵政、事纪;卷七:祀典、古迹;卷八:选举;卷九:人物;卷十:列女;卷十一:风俗、物产;卷十二:侨寓、杂记。卷首录9篇序 (跋) , 列纂辑姓氏, 陈例言, 绘舆图。全书共52万字。该志遵循“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的原则, 约而不漏, 赅而不杂,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房县自唐虞三代至同治四年4000多年的历史, 实现了志书“张弛政治, 以彰教化”的功用。 一 志书对政资治的借鉴 郧阳府知府陈寿图认为清同治版《房县志》的成功之处在于“政治之得失于是乎见”, 那么, 该志书对为政资治提供哪些借鉴呢?笔者认为有以下3点: (一) 民为草浚的礼法关系 民本思想贯穿全志。所谓民本思想, 就是民为邦本, 民贵君轻, 民大官小, 为政必须重视民意、民生和民利。在“风俗”门, 针对人死后殓衣的区别, 有职员衣冠用麻, 而常人着棉布这一习俗, 纂者加了按语:“父母之丧, 无贵贱一也, 应遵制成服, 岂有职员衣冠始用麻之礼耶?”杨延烈认为, 达官贵人与普通百姓是平等的, 应遵循统一的礼法制度, 不应有轻重贵贱之分, 在君权至上、民为草芥的封建社会, 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讲, 能有这种君民平等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百姓的生存、生活状态, 为官者不能熟视无睹, 漠不关心, 而要时常惦记, 给予一定的关怀, 这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内涵。譬如“事纪”门, 在内容上, 大体分为王公贵族谪贬, 基址、因革变迁, 战事割据, 奇闻异趣, 自然灾害5大类, 而对于自然灾害的记述约占1/3的篇幅, 如乾隆四十三年 (1778) 秋饥荒, 百姓采不到蕨根, 取竹米、灰菜子、金刚藤、观音土合荞杆, 榆皮屑充饥;道光十三年 (1833) 岁末, “民相食”, 真可谓饿殍遍野, 民不聊生。作为县令, 杨延烈不隐恶, 不讳饰, 据实直书, 统治者为百姓的苦难所感慨、所打动、所忧虑的情愫跃然纸上, 在这里, 渗透着纂者的民本思想。 (二) 加强轻薄赋,以养民养民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由孔子所倡导的德政思想包含着要求统治者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的双重内容。德政思想在清同治版《房县志》中得到了大量体现。 首先, 统治者要自觉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在“赋役”门, 纂者先述观点, “国赋之系于民命诚重哉!”清朝建立后, 历康乾盛世, 日益富庶, 但统治者体恤民力, 采取了全免、减免、轮免、缓缴赋税的措施, 自觉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 从县志中可见一斑。据记载:自顺治二年 (1645) 至嘉庆七年 (1802) 158年间, 共减免赋税19次, 其中全部豁免16次。减免的原因大致有:朝代更迭、国家兴旺、自然灾害、民燹战乱等。这样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体察民情, 宽怀民意, 珍惜民力, 减轻民负的资政策略;但自道光以后, 苛政繁冗, 人民苦不堪言, 纂者渴望和呼唤最高统治者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理念潜伏在字里行间, 只是不便说而已。 其次, 统治者要采取措施, 积极作为, 努力替百姓解决一些困难。县志对于水利的记述颇具详尽, 尤其是对氵散海堰 (今三海堰) 的记述体现了这一点。房县“地四塞, 无商贾之羡”, 百姓“依樵采而食, 所出薄, 不足以供, 恒苦饥”, 唯独县南三海一带2000多亩稻田, “号为肥饶”。其地分上中下三畈, 水由上畈依次向中畈、下畈灌溉, 日久必然产生上畈不供下畈水, 下畈窃上畈水的矛盾, “其争能互为害而不能自为利”。针对这种情况, 县令组织百姓修筑渠道, “环畈而潴之, 无使旁泄”。又在山口出水处组织3330个劳力筑成氵散海堰, “上溢则版以障之, 下涸则启以泄之”。并与守畈者订立契约, 从根本上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的矛盾。氵散海堰堪称当时最著名的水利工程, 直到今天, 三海、炳公、白露三村的百姓仍得益于此堰。这里, 纂者将水利单列一门, 且对此堰的记述浓墨重彩, 分析修筑的必要性, 介绍修筑经过, 说明产生效益, 体现了统治者关心民生疾苦, 帮助化解群众矛盾, 改善百姓生产、生活条件的情怀。 第三, 统治者要与民休养, 博施于民。纂者在秩官传前小序中, 称传记收录标准有二:其一便是“与民休养, 其德惠可传也”。可见, 能否做到与民休养, 是评判好官庸官的重要尺度。县志中有这样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