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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主义诗歌的变构与解构 “抵抗主义”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最具理论价值的诗人之一。1986年5月, 周伦佑、蓝马、杨黎等创刊《非非》, 后又编印《非非评论》, 聚拢了何小竹、尚仲敏、吉木狼格、刘涛、小安等众多诗人。作为“非非主义”的创始人和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 周伦佑表现出非凡的理论创造能力。他与蓝马等合力构筑起的非非诗学, 体系雄宏却又变动不居。其态度激进, 对一切既有文化都持批判否定态度, 竭力逃离由语义系统与运算性思维织就的符号世界, 力求在“前文化”境域中释放生命本真、纵浪宇宙大化。代表性论述主要有周伦佑的《反价值》, 蓝马的《前文化导言》、《走向迷失———先锋诗歌运动的反省》等文章, 其中《前文化导言》被称作“八十年代中国诗界最激烈的反文化宣言”。只是在1980年代末转入“后非非”阶段后, “非非主义”一反此前对后现代主义的狂热追求, 而着力强调民族传统的激活和本土诗学的建构。从表面来看, “后非非”与“前非非”有着迥然相异的诗学资源、价值追求和艺术路向, 但事实上二者不仅依循艺术法则的内在逻辑而保持着密切关联, 而且能够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及时做出一些权宜性、策略性的调整。唯有洞悉这一点, 才能深入解析“非非主义”这一重要诗学样本的精神结构形态与艺术变构方式, 为中西诗学的化合、先锋诗学的发展以及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有效参照。 一、 操作指令:“文化不能” 中国当代诗坛对于文化的态度, 在1980年代发生过戏剧性变化。起初是将文化当作抵御意识形态侵袭的工具, 如朦胧诗歌就曾以繁复的文化意象来变革诗歌传统, “紫丁香和速写薄/代替了镰刀、冲锋枪和钢钎” (舒婷《群雕》) 。但及至第三代诗歌, “文化”开始走向负面, 常常被视作致使生活扭曲、生命畸形的病灶。不过这些来势汹汹的反文化写作, 如“他们”“莽汉主义”等所要表达的仅是对主流文化的不满, 而绝非要摧毁文化本身。但“非非主义”则把一切文化都推上审判台。周伦佑在《反价值》中声称, 一切传统价值和文化存在, 都从内到外阻碍着创造的发生。真正的创造必须在价值之外创造价值、在文化之外创造文化。 蓝马的《前文化导言》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文化是人类对宇宙的符号化处理, 而人类又是文化的预制品。作为社会化的群体, 人类对宇宙 (包括自然和社会, 物质和精神) 施以各种有利于人类的操作, 对万事万物及相关联系进行符号化、价值化处理。宇宙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 被覆盖上一层层价值标记体系, 充分地符号化、语义化。少数有能力对宇宙进行符号化处置的精英个体, 借文化之名将自己的“认知信念”转换为一系列的“操作办法”, 迫使社会群体去接受。广大民众可能并不理解“操作办法”背后的信念, 但出于盘剥宇宙以获取更大利益的考虑, 仍会听命于文化导师, 从“操作办法”中择选一些便于施行的“操作指令”, 自觉充当“文化继承者”。人们所推崇的文化传统, 究其实质不过是价值指令的反复发布和重复执行, 是精英对民众的发号施令。它封闭自足、单性繁殖、单向运行, 全部的运转能量都来自于运算性思维, 而非宇宙本源或生命本体, “文化行为给我们带来的整个文明, 实质上只是一种‘数学文明’。”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其实是透过语义滤镜、借助运算法则来完成的, 而用生命触摸自然的本能、用直觉感知宇宙的天性已渐然丧失。在运算逻辑支配下, 文化可以重复自己、展开或折叠自己, 但永远不可能突破自己、发展自己, “‘文化’的每一点真正的进步, 都有赖于找到一块崭新的基石, 而这块基石, 恰恰必须是:‘没有包含在已有文化中的’”。 关于文化对于生命的异化, 蓝马在《走向迷失》中特别论述了一种写作病症:不少作家会激情满怀、虔诚无比地去写作, 可作品始终了无新意, 尽管其所调用的经验是具体实在的、所灌注的情感亦是真诚炽热的。其根因绝不仅仅是技巧单一或体验贫乏, 而是生命本真被文化“格式化”了。作家的艰辛创作, 不过是陈旧符码的堆积与复制。事实上, 不单是作家创作, 人类绝大部分的身心机制, 无论是思维方式, 还是视、听、嗅、触等感官体验, 都已严重的“文化化”。从降生之日起, “我”就被传统“订做”, 在文化的模具里一天天成长为合乎人类社会要求的“假我”。“假我”追求的价值乃是“伪价值”, 创造的艺术也难逃“伪艺术”的命运。要想摆脱这一切, 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到处置“假我”的权力, 在“前文化”状态下废除根深蒂固的价值评价, 终结文化对生命的独裁。在此过程中, 诗人应当自觉充当文化的叛逆者, “自我审判, 自我澄清, 自我迷失”, 在文化废墟中寻拾、缀合生命本真的碎片。 “非非主义”的反文化主张看似激进、突兀, 但内里仍是对1980年代中后期本土语境的积极呼应, 是中国在进入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所说的“自反性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