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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的修改与完善 2018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全社会公布了《民法典》各部分的审议草案（以下简称“一审”）。在继承的意见中，草案的内容仅在1985年《继承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小修订和小修订，没有重大变化，规定的数量也是每篇文章中的最低。但是无论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化要求来看，还是从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来看，这一草案的内容都过于粗糙、创新不足。本文拟从比较法的视角，针对此次审议稿的继承编内容，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继承法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助益。 一、 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一审稿”第904条以封闭列举的方式规定了继承权丧失的五种法定事由，除第一项和第二项故意杀害被继承人和继承人本身即足够严重外，另外三种均需要情节严重的要件。由此足见立法者对继承权法定丧失事由的谨慎态度。继承权丧失作为全有全无的法律后果，显然要比数额增减时的裁量后果更为严重，因此也应当更加谨慎，值得赞同。但是，实践中，考虑到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令继承人获得被继承人的遗产也颇为不公，典型如夫妻感情破裂情形下一方配偶去世后由另一方配偶继承其遗产。有观点指出，夫妻因感情不和已经达到离婚或分居的程度，意味着配偶相互之间的继承已经丧失了感情基础，法律仍然认定生存配偶可以继承死者的遗产，那么，对于被继承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没有人情愿将一生辛劳所得留给没有感情，甚至给自己造成巨大内心伤害的人。 “一审稿”第909条围绕扶养义务的履行构建了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规则，即履行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能尽扶养义务而未尽的一方应当少分给遗产。这一规则显然是以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继承作为模型，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继承的情形。因此，应当将夫妻感情破裂作为可以少分或不分的事由来加以考虑，能够以数额增减的弹性方案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也能够与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背后的理念保持一致。 二、 合同的提交和形式 (一) 年龄小、不能辨识自己 “一审稿”第922条仍借助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规定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遗嘱无效值得肯定，这往往是考虑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往往因为年龄过小或者完全不能辨识自己的行为而无法做出适当的意思表示。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一概无效的规定却值得商榷。首先，遗嘱是遗嘱人对自己财产进行最终处分的手段，其对于行为人的意义远大于交易行为的意义，既然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健康和智力水平相符的交易行为，则更应当允许其订立遗嘱。其次，民法总则中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法律行为进行限制，乃是保护他们免因智力不周而陷入困境，而遗嘱并不会带来此种不利，无需再对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特别保护。 (二) 明确测定规范 《继承法》和“一审稿”并未对遗嘱可否附条件和期限做明确规定。但是国内有学者在其民法典继承编的建议条文中建议，附停止条件的遗嘱以停止条件成就时为其生效时间，若指定的继承人于条件成就前死亡，遗嘱不生效。 (三) 其他无效遗嘱的效力 《继承法》第22条将基于欺诈和胁迫做出的遗嘱规定为无效，而对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未做出规定。“一审稿”保持相同规定。这与《民法总则》关于意思表示瑕疵区分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并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是否合理，未来的民法典是否应当与《民法总则》的规则保持一致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第一，基于欺诈、胁迫订立的遗嘱。欺诈和胁迫均构成对表意人表意自由的外在干涉，此时赋予撤销权，旨在矫正意思表示不自由的状态。《继承法》中将被欺诈、胁迫的遗嘱规定为无效亦是出于上述规范目的。法律行为的无效与法律行为的可撤销虽然在法律后果上相同，但是二者也至少存在如下差异:首先，无效意味着法律行为已经处于自治的领域之外，其事由要么是因能力欠缺而不具备法律交往的入场资格，要么是违背强制秩序。 第二，遗嘱错误。《继承法》对遗嘱错误并无规定。虽然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必须将错就错，任何人出现错误均无法弥补。 遗嘱撤销后，被撤销的遗嘱部分无效，未被撤销的部分效力如何则需要根据其与未被撤销的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关于法律后果，直接适用《民法总则》第155条、第156条的规则即可，无须另外单独规定。 (四) 遗嘱和遗嘱概况 按照“一审稿”的规定，未来民法典中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均要求注明年、月、日。司法实践中对这一形式要件具有何种法律效果存在不同认识，多数裁判认为未注明年月日属于遗嘱的形式瑕疵，该遗嘱应属无效。 三、 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 共同遗嘱可以区分为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与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仅是当事人将多个内容上互相独立的遗嘱记载于同一文件。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是指当事人各自的处分之间具有相互性，配偶一方系因对方依特定方式设立遗嘱，才做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