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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般法学的向评价法学转变战后德国评价法学的理论面貌 泰勒法和民法学派学者菲利普赫克（philipphek，也被称为海克或黑克，1858-1943年）在他的《货币权利概论》的专业书籍《概念教育法》和《利益教育法》中提到了“评估法”一词。因此，“利益法”可以被称为“具体的、现实的或社会学法”，也可以称之为“评价法”。因此，利益是“权益”，这本身就是“价值”。利益保护是“价值的认可” (Zubilligung von Werten) 。尽管如此, 赫克依然认为, 其所创立的新方法最适合的称谓是“利益法学”, 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利益法学复述的。 然而, 赫克的保留态度或者担心并未阻止由他的利益法学所生发的法学问题的继续讨论, 也无法阻止因为这种继续探讨而发生“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变” (ein Paradigmenwechsel in der Methodenlehre) , 无法阻止可能比利益法学更有解释力、更有效的法学“阐释模式” (Erklue562rungsmodell) 的出现, 这就是我们在此处将要重点论述的“评价法学” (Wertungsjurisprudenz) ———也有学者[比如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沃尔夫冈·菲肯切尔 (Wolfgang Fikentscher, 1928-2015) ]称之为“价值法学” (Wertjurisprudenz) , 并将其视为利益法学的“当代之女” (heutige Tochter von der Interessenjurisprudenz) 、从罗马法学派和学说汇纂学派直到千年来最后一个世纪的法律实务“均未曾中断的方法论链条”。 卡尔·拉伦茨 (Karl Larenz, 1903-1993) 在《法学方法论》有关方法论的历史部分 (第5章, 该书学生版第1章) 的论述中将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德国法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从‘利益法学’到‘评价法学’” (von der?Interessenjurisprudenz“zur?Wertungsjurisprudenz“) 。 一、 对“法律后果的规定”的司法适用 一般认为, 在利益法学向评价法学转变的过程中, 明斯特大学 (Universitue562t Münster) 民法与经济法教授哈利·韦斯特曼 (Harry Westermann, 1909-1986) 韦斯特曼最初信奉概念法学, 从1945年起 (即受聘担任明斯特大学民法和经济法教授起) 开始转向利益法学的路线, 批判自由法学派有关法官裁决的“唯意志论”, 而像菲利普·赫克一样关心法院 (法官) 实务的方法论 (特别是有关有争议的个案裁决的方法) , 其理论目标与赫克是一致的, 即试图揭示每一法律规范决定着何种利益, 以及制定法根据何种原则评价这些利益 (受制于制定法规定的利益衡量) , 并且把这种思考展示在其于1951年出版的民法教义学著作《物权法教科书》[Lehrbuch des Sachenrechts, 该教科书于1966年印行5版, 1988/1990年由其子、图宾根大学民法与经济法教授哈姆·彼得·韦斯特曼 (Harm Peter Westermann, 1938-) 整理出殁后版]之中。 然而, 韦斯特曼在此后的研究中发现, 赫克的“统一的”、“广泛的”利益概念中存在着某些令人误解的多义性 (或者模糊性) , 它混淆了“评价客体” (Bewertungsobjekt) 和“评价标准” (Bewertungsmaue55estue562be) 之间的区别。 基于上述分析, 韦斯特曼提出了个案裁决的“规范三层级构建”学说, 即在他看来, 个案裁决中, 规范是以三个层级加以构建的 (Die Norm ist dreistufig aufgebaut.) , 每一个层级表明法律事项的不同层级 (eine unterschiedliche Stufe des Rechtlichen) :首先, 最清晰可见的是“法律后果的规定” (die Rechtsfolgeanordnung) , 它应用于个案并产生判决的内容;其次, 在“法律后果的规定”的背后存在着“对于争议个案中对立利益的制定法评价” (die gesetzliche Bewertung der im Streitfall gegensue562tzlichen Interessen) , 从中可以寻找到“制定法上的评价标准”;第三, 通过基于规范的解释, 将抽象的“法律后果的规定”背后的利益评价加以辨识, 进而使规范从赤裸裸的强权裁决中提升出来, 做到“正义理念之情境规定的具体化”。这样, 法官受制于制定法, 意味着最终受制于规范中具体化了的正义理念。 总之, 韦斯特曼认为:制定法上的 (利益) 评价、而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