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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视野下的婚姻关系问题研究 2001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男女必须忠诚，尊重彼此”，即所谓的“忠诚义务”。但是, 很多学者认为该条规定过于原则, 仅仅是表明了立法的价值取向, 在实践中不具备可诉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解释 (一) 第3条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 该条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因此, 仅仅依据该条规定, 婚姻关系的无过错方是很难得到保护的。立法保护的缺失, 使“忠实契约”在很多城市悄然兴起。自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对首例夫妻忠诚协议做出判决后, 有关《夫妻忠诚协议》的案例多次出现。由于法律上对此尚无规定, 各地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处理方式也大有差异。 到底法院应不应该承认“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 没有过错的一方依据忠诚协议向法院提出的索赔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承认“忠实协议”的效力, 因为夫妻相互保持忠诚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忠诚协议”, 实际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 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 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其次, 该协议是双方平等, 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 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第二种则否定该协议的效力, 其认为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 应当意在提倡, 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婚外情是道德来调整, 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此外, 持否定观点的众多学者认为法律并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 人身权是法定的, 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笔者并不赞同“否定说”, 认为“忠实协议”是落实婚姻法忠实义务精神的需要, 符合契约婚姻的精神, 应当承认其效力。 1 忠实义务内涵的界定—忠实义务内涵的宽泛性催生“忠实协议” 在我国《婚姻法》中, 并未对忠实义务做出明确界定, 通说认为, 夫妻忠实义务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 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 也包括夫妻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 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而狭义上的忠实义务仅指配偶一方对另一方享有的在性生活上的排他的, 专属的权利。它是忠实义务的最初形态, 也是整个配偶权的核心。忠实义务的最初产生, 源于婚姻这种法律属性的两性结合形态对非道德的男女性关系的排斥, 婚姻关系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前提性条件。正如黑格尔所认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婚姻实质上是将文明社会的伦理要求上升为法的拘束力, 因此婚外性关系长期以来都被认定为是对忠实义务违反的标准形态。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两性关系的开放化, 人们开始反思, 在不忠实的确认上, 性的因素是否还和原来一样重要, 而且, 在社会生活中, 未被法律规定的对忠实义务其他形式的违反,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部分, 而且更为微妙, 更为主观。法国有判例甚至认为, 与第三人即使只是柏拉图似的精神恋爱等也会构成对忠实义务的违反。忠实义务作为一个极为抽象概括的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 法律并没有对其内涵给出一个明确合理的界定。那么既然法律未做出行为模式的假定, 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对忠实义务的违反本身是一个难以认定的问题, 在诉讼时往往就得交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然而, 忠实是个人利益的范畴, 将夫妻间这种纯粹私人的感情问题交到司法机关裁判而不能由当事人进行约定, 似有不妥。因此笔者以为承认“忠实协议”的有效性具有法律理论上的可能和现实的必要。 2 婚姻中的契约关系 民法是私法, 在私法领域, 每个人得依其自我意愿处分有关私法之事务, 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其契约关系的准则。正如前文所述, 婚姻关系的本质是契约关系, 婚姻双方的结婚和离婚, 实际上就是婚姻契约的缔结和解除, 应该充分体现意思自治的私法精神。然而在我国的离婚诉讼过程中, 法官对评价某行为是否违反忠实义务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评判结果不仅涉及当事人是否符合离婚的法定理由, 而且关系到无过错方能否获得损害赔偿, 这对当事人本人而言, 并不是客观的, 而且明显与婚姻中当事人可以对婚内各项事务自治相冲突。否认夫妻对忠诚的自我调整, 不但不是对当事人私权的尊重, 反而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 3 承认“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 我国立法虽明确规定夫妻互负忠实义务, 但该规定却过于原则, 不但表现为缺乏处罚规定,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法条注释) 更是明确其不具备单独可诉性。这使得该条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单纯的道德义务, 空洞抽象, 不仅影响到法的严肃性, 而且使受害者无法得到有效救济, 不符合公正, 平等的法律精神。“忠实协议”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 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 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最后, 笔者以为对“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