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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婚姻赠与的法律问题研究 单身汉族可以通过共同生活带来资产捐赠，包括实物捐赠和工作捐赠、单身汉族父母的捐赠以及婚姻捐赠。随之发生的问题是，在共同生活破裂后，赠与方是否以及基于何种请求权基础要求返还或补偿？特别是，若通过婚姻财产制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且维持目前的财产状况对曾经作出重大财产贡献或劳动付出的配偶一方明显不公时，如何在配偶间进行合理的财产补偿？对此问题，德国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类型的赠与（给予）行为安排了不同的返还请求权基础：给付行为定性为赠与的，则其返还请求权适用德国《民法典》第528到534条有关赠与的规定，但如果认定为“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或者“配偶内部合伙”份额，就不适用有关赠与的规定。下文将依次讨论配偶间给予、配偶赠与、配偶一方父母赠与、婚前赠与四种情况，在此基础上梳理德国关于婚姻赠与返还制度的规范体系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 一、 外部给付的补偿 在德国法中，配偶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为另一方的利益而进行了实物或金钱给予（Sach-oderGeldleistungen）的，此种给予是否可以要求返还或补偿，取决于该给予的法律性质。若将配偶之间的给付行为定性为赠与，即适用有关赠与返还的规定。 若配偶一方的给付并非有意识或有目的地促进另一方的财富增长，或者双方并未约定离婚后由哪一方获得因此形成的财产价值，原则上即可以考虑两种补偿方案：（1）根据《民法典》第722条和第730条以下有关合伙法的规定，基于配偶之间通过默示协议成立的内部合伙关系提出分割请求权；（2）根据行为基础丧失理论，要求返还和婚姻有关的给予的请求权。 （一） 夫妻内部合伙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3年的一项判决中指出： 此种默示的内部合伙关系有如下特点：（1）配偶一方以共同创造财富或从事生产经营为目的而投入资产和付出劳动。如果双方的投入仅是为了实现婚姻共同生活且未超出通常的夫妻协作范围，例如修建家庭住宅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协作，不构成默示的夫妻内部合伙关系。 夫妻内部合伙关系意味着，配偶双方以默示的方式成立了内部合伙（Innengesellschaft），该合伙没有共同财产，对第三人也不产生对外效力，只是在当事人内部产生类似股份公司的关系。提供协作者被视为企业的参股人，对企业的收益有参与分配的权利。但这种参与分配的权利不影响企业的所有权和物权状况。合伙结束时，即提出离婚申请或分居开始的时候，应当根据《民法典》第730条到735条的规定进行分割。提供协作的配偶以金钱形式获得补偿。补偿数额根据当事人的约定确定，无约定时根据第722条第1款以均等份额进行分割。 合伙人的利润分配方式原则上由合伙协议确定。若配偶双方以默示的方式形成内部合伙，即对利润分配没有明确约定，应借助对合同的补充解释，审查是否可以从其他情形中确定当事人的分配意图。若无法确定分配意图，则补充适用《民法典》第722条第1款：各合伙人有均等权益，无论其出资的种类和数额。 学说上对内部合伙关系的判决观点指责颇多，认为其虚构事实认定合伙关系。 （二） ．主张变更请求权 若不能根据上述原则认定合伙关系，可以转而考虑将给予行为认定为“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ehebedingten Zuwendung），并基于行为基础丧失而主张变更请求权（Anpassung bei Wegfall der Gesch?ftsgrundlage；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第1款）。 行为基础随婚姻破裂而丧失后，若不能合理期待作出无偿给予的配偶一方愿意维持现有财产状况，就出现第313条第1款规定的变更请求权。 补偿请求权的数额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婚姻存续期间、给予所追求目标的时间跨度和效果、配偶双方的年龄、给予接收方在家庭内部分工中的贡献、个人财产状况、剩余资产价值、给予方是否还有其他财产等各种因素。 （三） ．财产增值c可采用合伙方式进行财产转 司法实践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仅在不能确认存在超越婚姻共同生活之目的、以至于不能认定夫妻内部合伙时，或者配偶之间的协作并未超越通常婚姻目的时，才会借助行为基础丧失理论。区分“以婚姻为条件的给予”和“根据夫妻内部合伙取得财产”的关键，并不是看财产增值是通过金钱或实物给付还是通过协作实现。若夫妻双方的目标是追求财产增长，特别是他们的活动明显超越实现婚姻共同生活之目的，或者他们明知共同创造的财富并不完全属于名义上的权利人、配偶另一方也享有份额的，宜认定夫妻内部合伙关系。在判定配偶之间是否存在可根据合伙法规定进行估值的协作时，应考虑财产增值的计划、范围和期限，以及对资产收益再投资的约定。考虑到贡献形式的多样化，不宜过分强调“平等协作”（gleichgeordneteMitarbeit），只要配偶对合伙作出了一定贡献且对所追求的成果有显著效果即可。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9年6月30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