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楚会奏变体三折》的文献综述.docxVIP

《江楚会奏变体三折》的文献综述 清末新政和清末立宪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终结。从新协议的开始，宪法的预备性开始，从《宪法》的对立国家的伟大素描到宪法的重要原则，清末经历了一个从观念转变为改革的过程。最后，它不是敌人的革命道路。 回到本文的议题，我在此并不准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下文有时简称《江楚会奏》） 一、 《变废上谕》发布的背景 臣工上奏朝廷一些有关职责内的甚或国家治理的奏折，这是传统中国王朝社会的一般行政程序，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江楚会奏》却是需要另当别论，它们有别于一般的大臣奏折，而是一份具有着特别政治意义的会奏。说起它们的特别，就要涉及三个方面：时机、形式与内容。关于这份会奏的形式与内容，我在下面一节要专门讨论，在此我先来谈时机，也就是说，《江楚会奏》的时间节点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机缘性，它是一份因应《变法上谕》的规划书，具有受命制定“国是”的意义。因此，分析和挖掘这份会奏的宪制蕴含，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它的时代背景和发生机理。 甲午战败之后，发端于北方山东，后快速蔓延到直隶、京津地区并得到朝廷支持的义和团运动，引发了晚清末年的一场政治危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溃败的清王朝仓皇西逃，其时，北方中国处于失序状态，东南诸省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督抚的勉力协调下形成东南互保的局面。从政制的视角来看，一个传统王朝的政制权威业已受到巨大的挑战，其法统面临颠覆的危险。这个挑战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的西方军事势力的挑战，一个则是来自内部统治合法性的挑战。就前者来说，一个政权如果不能抵御外敌侵犯，维护一个安全的国内秩序，其统治性的权威效力自然就大为降低，甚至最终丧失统治权，八国联军实际上已经从军事上打垮了清王朝，这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所以清王室才被迫迁徙，避难西安。就后者来说，其情况对于清王朝则更为严峻，因为在义和团闹得轰轰烈烈和八国联军攻克天津侵占京师的进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在朝廷领导下的举国一致抗战的战争局面，而是各呈其事，民众支持联军者有之，地方官员自保者有之，尤其是东南诸省的督抚，甚至某些中央大臣，竟然抛开朝廷与列强私下谈判磋商，形成了一个东南互保的格局，这是一个以大一统立国的中央集权体制所难以容忍的， 正是在上述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于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在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由此开启了清末新政，并进而导致了为时十年的坎坷颠簸的晚清立宪。 首先，我们来看政治决断。政制事务不同于自然事物，其运行须有一个意志决断的先决条件，用政治宪法学的概念来说，就是一个“政治决断”问题， 关于变法在传统中国并不陌生，远的不说，有清一朝前不久就有康梁的戊戌变法，匆忙搞了103天就猝然夭折，尽管其间也有光绪帝颁发的《明定国是诏》，但还不能说这次变法是清王朝的一项政治决断。关于变法改制，清王朝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的徘徊状态，虽然迫于内外情势也意识到旧的体制难以有效应对，需要改弦更张，但基于传统体制的惰性以及缠缚于其中的利益纠葛，并不能明确立意，而是处于宪法学意义上的“延宕决断” 为什么慈禧所代表的清王朝会有如此的自觉呢？当然是因为遭遇了从未有关的政治危机，被八国联军赶出京城亡命西逃，其治下的军队和臣民不堪一击，痛定思痛，遂发愿变法图强。其实，这个《变法上谕》的决断在上述原因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入的考量与定夺，也因此致使这个变法的诉求成为主动性的自觉决断。这些深入的考量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经历这番磨难，清王朝从理智上认识到康梁他们提出的变法一途是唯一可以维系王朝政制的方案，虽然在《上谕》中为了维护朝廷的权威，他们硬是把此次变法与康梁变法做了切割（这属于传统政治的统治术），但就变法的义理和涵括的内容来看，此次变法改制远比康梁他们走的要远，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升级版。 第二，清王朝的变法决断，还有另外一层考量，即通过对于多年与西方列强的交通，虽然几次中外战争 第三，《变法上谕》的政治决断，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依托，那就是重建清王朝尤其是慈禧的政治合法性，这一点需要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整合，为此，慈禧要以此树立新的权势基础，显然传统的顽固保守派不能出头担纲，而康梁一脉的所谓帝党也不可能重新启用，前者是反对变法者，后者是激进变法者。恰好此时在王朝体制中存在着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稳健派势力，以促成东南互保为中心的诸位督抚和中央大臣，他们大多是维新变法时期的另外一支———两湖变法的主力干将，诸如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陈宝箴、袁世凯、端方等人，这些实权派人物一直是变法改制的支持者（但他们反对康梁的激进主义变法方式以及新公羊说的变法理据），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我们看到，《变法上谕》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清王朝的政治决断，就不再是清王朝面临危机时刻的匆忙选择，也不是漫无目的的有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