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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石刻书法的刻工群体与书法风格 昭陵石雕是唐人宝贵的文化财产。这些以石头为载体的历史文献和书法作品，不仅是先哲们思想的结晶和书法家们的艺术才情之展示，同时也凝结着历代刻碑工人的劳动和汗水。他们在铁与石的撞击中，将这一切固化在石头之上，赋予它们以久远的生命和灵魂。中国封建社会“事死如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中国丧葬制度中墓葬内容努力贴近现实生活的心理根源。作为地下的石质档案库，这些曾经站立或深埋于荒丘古冢的墓葬碑志，作为制作者延续和移植生命的载体，将死者以及所有参与者的社会信息和生命信息，一一传达给深情注目于它的观者。 昭陵和乾陵以及麟游九成宫碑刻所在的地区，属于关中西部地区，这一带的主要特征是墓葬相对集中、级别高，多为初唐碑刻。而与之不同的是，关中中部区域则是以西安碑林为代表，主要是西安及周边地区。东部地区包括渭南地区以蒲城桥陵、泰陵碑刻为代表。关中东部与中部类似：分布相对集中，多为高级别的盛唐碑刻。该区域以蒲城碑刻为重。蒲城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其间的碑刻尤以桥陵、泰陵最为精美。桥陵和泰陵分别是唐睿宗和唐玄宗的陵墓。著名的碑志作品有《金仙长公主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代国长公主碑》《凉国公主碑》《鄎国公主碑》《高力士碑》《高力士墓志》等。 而昭陵一带属于关中西部的墓葬群，其主要特征是墓葬集中，多为初唐高级别碑刻。作为我国帝王陵墓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墓葬群，它自古以来就是金石著录的重点，虽然碑石损毁严重，但目前保存相对完好的有88种碑志。这些碑刻对研究唐代的书法、政治、经济、宗教、文学、历史等文化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昭陵碑志的作品就曾记载了唐代中国与西域及中亚国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大秦的地理、环境、物产以及宗教在中亚地区的弘扬和传播情况，这些都成为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宗教史和古代欧亚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作为制作者精神的载体，这些墓葬碑志使我们在审美中体验着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它们的文字、书法和纹饰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平列中取势，均衡中变化，稳定中夸张。在此形象内寄托着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意蕴，令人久久回味，深深感动。 一、 墓志刻工队伍数量规划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刻碑的过程一般分为写、摹、刻三道工序，不过在最初只有写和刻两道工序，即由书写者将碑文用笔蘸朱砂直接写在磨平并涂黑的碑面上，谓之“书丹”，写好后再均匀地涂上一层蜡，以保护朱书字迹，然后由刻工镌刻。发展到后来，大概到了隋唐之际，书写者只需将碑文写在纸上，由刻工将写好碑文的纸涂上油脂，使其透明。 明代赵宧光曾对刻工修饰书迹原貌颇有看法，他认为刻工的修改举措，与其说是对书者败笔的挽救，不如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是对名家书者笔势精髓的一种减弱。随着镌刻成形之作品的广泛传播，使得书者本身的书迹变得更为罕见。 作为古代石刻艺术的重要参与者，刻工的地位应与撰者、书者等量齐观。所以，“从形式上说，刻工利用自己的技艺，再现了笔画字形乃至图画形象，高水平者甚至巧妙传达了笔墨的神韵，达到逼真的效果” 唐代墓志的书丹与镌刻技艺，多通过师法和家传两种途径。家学的发展和传承，在唐代备受重视。而作为唐代文艺发达繁荣的延伸方式，家学传承也是唐代书学与碑帖镌刻学的重要延续。如果在家族之中，有成员在书、刻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则这种影响就会较快传给其他成员。当社会需求不断增大时，就会相应地呼唤唐代墓志书刻的一体化发展，也即要打破刻工与书者技艺家传与师授的局限，去满足普通市民阶层进行碑刻墓志兴起后的现实需要。 唐时刻工队伍日渐壮大。在唐代石刻刻工的数量考述方面，如今成就明显。阚铎的《金石考工录》收录唐代刻工共有76人；曾毅公先生的《石刻考工录》共收录唐代刻工203人；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共收录唐代石刻刻工186人；路远先生所作的《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共收录唐代刻工49人。这些关于唐代刻工名录的学术整理，是研究唐人镌刻工艺的必备途径。今有《洛阳出土墓志目录续编》一书，新收洛阳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共计1498方，其中属有刻工姓名的就有47位，可对唐代刻工的数量略作增补。 至清朝乾嘉时期，以考据著称的金石学兴起之时，刻工问题受到重视，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关于刻工，当时多有记载，诸如：“长洲叶昌炽所著《语石》出版，在卷六中有五条专谈镌刻工人。当时黄氏（黄锡蕃）书尚未问世，所以在书刊上首先提到镌刻工人的应当是叶昌炽。叶共得镌刻工82人。阚铎的《金石考工录》，大约出版于1930年左右，收镌刻工214人。” 刻工行业兴盛于初唐时期，尚有一重要原因是与太宗身体力行亲自书碑以及后来帝王的持续重视有关。开元十一年（723）十月，唐玄宗临幸西岳华山，亲自撰写《〈西岳太华山碑〉序》，并指定吕向为镌勒使勒铭于西岳。 古人书碑重镌字，此“物勒工名”之意也。 孟冬之月……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