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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习与赋能理论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组织学习与双向赋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基于一个易地搬迁社区的案例研究 1 治理困境下的异地安置社区治理 根据中共中央总职能公告，加强人民政策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明确了这一点。市（街道）和城乡居民的管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工程。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清晰勾勒出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十三五”期间，党和国家为彻底解决“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贫困地区的人口脱贫问题，将960余万群众进行搬迁安置。大规模的集中安置点建成新型社区之后，普遍面临“搬后怎么办”的问题。由于“社区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确保搬迁群众在易地搬迁社区“稳得住”“能致富”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考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政策执行偏差 回溯已有研究，学界对于易地搬迁社区的“过渡型社区”属性关注不够。不少研究将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困境归因于政策适用性、基层政策执行偏差以及社会力量不足，忽视了从社区治理能力视角来推动易地搬迁长效减贫的积极效应。现有研究对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往往存在一步到位的高期待、高设定，从而选择性地忽视了易地搬迁社区融入或社区营造需要长期沉淀的过程。同时，在易地搬迁社区重建面临诸多治理困境的情境下，要推动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需要对实践经验模式进行提炼。就此而言，既有研究虽已关注易地搬迁社区当前面临的各类治理困境，甚至不少研究提出了“社区营造”的治理之道，但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留出可待研究的空间。第一，易地搬迁社区所在的基层政府多数均为退出贫困县序列的脱贫县，往往缺乏后续持续帮扶的资源且社区治理能力较弱，在这样的条件下易地搬迁社区如何解决本地资源和能力不足的困境，进而建设成美丽搬迁社区。第二，易地搬迁社区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过渡型社区，如何为不同治理主体提供社区共治的空间，进而将被动型治理转化为主动参与式治理，成为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第三，需要深刻阐释不同治理主体围绕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诸多问题而呈现的行动逻辑，以及不同治理主体之间通过何种互构机制或合作策略推动易地搬迁社区的有效治理。 延伸上述分析逻辑，在聚焦易地搬迁社区何以实现治理有效这一研究议题的同时，着重解读不同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2020年7月至2021年8月，笔者前往广西南宁市A县进行驻点调研。A县位于南宁市东南部，建档立卡贫困户18 627户71 152人。在“十三五”期间，A县既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成为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治理县。在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规划之下，在县城所在地建设了一个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共计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5 847户22 423人。从2015至2020年，A县连续6年获得广西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一等奖，所建设的易地搬迁社区入选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例、美丽搬迁安置社区和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A县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不仅通过集体外部学习的方式开启了“先建立社工站、后成立社区两委”的创新实践，而且充分激活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构建由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搬迁群众组成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这既实现了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向社会力量的正向赋能，也借由社会力量反向赋能党组织和基层政府，推动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有效，其治理实践具有典型性。本文从组织学习与赋能理论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呈现党组织、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运行样态，重点关注社区治理场域中组织学习的生成机理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相互赋能的行动策略，据此剖析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可能性。 2 “过渡”之间的治理路径 针对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能力与治理经验匮乏可能引发的治理危机，需要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过渡”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治理路径。由于易地搬迁社区既无法完全依赖于行政力量的直接介入，也无法依靠社区自身的自我管理，在这种情境下具备创新意愿和敢于变革心态的政策企业家在对问题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展开组织学习的过程，为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2.1 基于n的组织学习研究 组织学习最早源自阿里瑞斯(Argyris)和熊恩(Schon)的系统研究，是指组织为了适应变迁的环境而不断作出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的创新过程 将组织学习理论应用于中国基层治理语境也同样适用。中国行政体制中存在着纵向发包与横向竞争两种逻辑 2.2 治理能力的“短板”与困境 易地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的头号工程，特别是在后搬迁时代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因而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复杂性、脆弱性和敏感性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基层政府既面临着自上而下的治理压力，也亟待提升治理能力来回应治理诉求，正是治理压力与治理能力的非均衡状态构成了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