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与目.docxVIP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与目 一、 这个问题的原因 “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来自目的”。 作为一项较为年轻的法律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在我国的践行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 二、 检察官办公室的现行定义 (一)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目的的理论界定 当下专家学者们一致公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目的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制度构成要素起决定和支配作用, 但在论及“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时, 却存在着理论分歧, 较常见的理论学说主要有如下三种: 1. 职能错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一元化定位 该说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界定为“解决执行乱”。谷佳杰、吕天奇等通过对十余年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实践的理性检视, 发现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界定为解决执行乱和解决执行难, 实质上异化了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能配置, 造成了检察权的职能错位, “应当摒弃二元化的制度定位与程序配置, 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一元化制度设计”, 2. 执行难，解释难，解释难 该说认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执行乱也是为了解决执行难。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有专家学者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作二元的界定, 汤维建、李浩、马登科等认为该制度既要解决执行乱又要解决执行难。 3. 支持与纠错的二元目的实现 杨荣馨是三元目的说的倡导者, 其在《略论强制执行的检察监督》一文中提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有支持、纠错和共进三项目的。支持是帮助法院解决执行难;纠错是监督法院的违法执行或者执行不作为行为, 亦即解决执行乱;共进是通过支持与纠错, 检察院和法院取得双赢、实现共同进步。从逻辑关系上论, “共进”与“支持”、“纠错”并不在同一个层面, “支持”与“纠错”目的实现了, “共进”的目的就当然达到了。所以, “支持”与“纠错”才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追求的直接目的, “共进”实际上是支持、纠错二元目的实现的必然结果, 不具有直接目的性, 或者说不具有目的的直接性、明显性。正如杨荣馨所言:“有了支持和纠错, 被监督单位完成了执行工作, 监督单位完成了监督任务, 监督和被监督单位获得共赢, 取得共同进步”。 (二) 《监督规则》与《规定》的法律适用的界限 目前关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全国性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三个:其一是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行的、文号为高检会[2011]2号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其二是2013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文号为高检发释字[2013]3号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 (试行) 》 (以下简称《监督规则》) , 其三是2016年12月19日发布的《规定》。《通知》明确界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是“规范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与支持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显然将该制度的目的界定为既解决执行乱又解决执行难。《监督规则》第102条是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目的的规定, 该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是法院的违法执行行为, 所以其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界定为解决执行乱。《规定》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界定为“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理论上界分促进有积极促进和消极促进两种。积极促进带有支持性质, 亦即通过强化原行为而支持、协助、帮助原行为的完成。消极的促进是通过对原行为的监督、规制而迫使原行为校正、合规。因此“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实质上就是解决执行乱和解决执行难, 是二元目的说。 除全国性规范性文件外, 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规定更多的是地方人民法院、地方人民检察院单独颁行或者地方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联合颁行的地方性规范文件。地方司法机关颁行的相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规范性文件众多, 而且早在中央国家机关颁行“法”文件之前就已经出现。笔者对业已颁行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地方规范性文件进行收集整理和文本分析, 发现它们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目的都有界定, 其中一元目的界定和二元目的界定比例差别不大。 三、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 理论研究和既有规则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目的的不统一界定无疑会减损该制度的严肃性, 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不能顺畅运行, 该制度的功效也无法充分发挥。很显然, 在法制统一的中国大陆,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不可能既是一元的又是二元的, 甚至还是三元的。那么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到底应该作何界定?对该问题的正确回答, 需要建立在深入论证与透彻说理的基础上。客观说, 法律制度目的的界定虽然具有一定主观性, 但是, “法律制度的主观意志性绝不是随意或是任意, 法律制度的目的是主客观相一致的, 人们对法律制度目的的主观认识应当反映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