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集部序》的文学史观.docxVIP

《隋书经籍志集部序》的文学史观 《隋朝》，唐代魏瑜等人著，共85卷。《四库总目》卷四十六《隋书》条指出“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十志原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作, 称《五代史志》, 后各史单行, 遂并入《隋书》。其中由唐李延寿等撰, 魏徵删定的《经籍志》, 首创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 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 从体制上看, 《隋志》集部在书名、卷下, 常附简要注释, 指明作者及时代、爵衔, 间或说明真伪及存亡残缺等, 如称“梁有”、“宋有”、“亡”, 并以夹注, 依类附录已佚书目。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体制三小序》说:“汉、隋《志》皆有大序一篇, 为总书之纲领。其每一种后辄为一序, 而每略每部之后又总而论之, 皆所以叙源流明得失也” 叙录用以介绍一书之大要, 书目之序则用以介绍群书之概略。《隋志》集部既为研究先唐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文献 从内容上看, 《隋志集部序》侧重从文献学角度, 阐明文学源流, 总结文学文献与文学学术发展演变规律, 表明编撰者的文学史观, 实际上是一篇简明的先秦至隋近千年间的文学发展演变史。 文者, 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 山川能祭, 师旅能誓, 丧纪能诔, 作器能铭, 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 商颂、周雅, 叙事缘情, 纷纶相袭, 自斯已降, 其道弥繁。世有浇淳, 时移治乱, 文体迁变, 邪正或殊。宋玉、屈原, 激清风于南楚, 严、邹、枚、马, 陈盛藻于西京, 平子艳发于东郡, 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 见称潘、陆, 并黼藻相辉, 宫商间起, 清辞润乎金石, 精义薄乎云天。永嘉以后, 玄风既扇, 辞多平淡, 文寡风力。降及江东, 不胜其弊。宋、齐之世, 下逮梁初, 灵运高致之奇, 延年错综之美, 谢玄晖之藻丽, 沈休文之富溢, 辉焕斌蔚, 辞义可观。梁简文帝之在东宫, 亦好篇什, 清辞巧制, 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 思及闺闱之内。后生好事, 迭相放习, 朝野纷纷, 号为宫体。流宕不已, 迄于丧亡。陈氏因之, 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 文章道尽。后魏文帝, 颇效属辞, 未能变俗, 例皆淳古。齐宅漳滨, 词人间起, 高言累句, 纷纭络绎, 清辞雅致, 是所未闻。后周草创, 干戈不戢, 君臣戮力, 专事经营, 风流文雅, 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 东定河朔, 迄于有隋, 四海一统, 采荆南之杞梓, 收会稽之箭竹, 词人才士, 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 炀帝多忌, 当路执权, 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 韫荆山之宝, 转沟壑之内者, 不可胜数, 草泽怨刺, 于是兴焉。古者陈诗观风, 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诗赋略》, 凡五种, 今引而伸之, 合为三种, 谓之集部。 序文指出了每个阶段文学的特点、代表性人物, 以及过度偏至所带来的弊端, 能够注意到文学传承中的承与变, 并对“文”作了定义性质的界说。这里的“文”, 不仅包括《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以来文学类目所著录的“诗赋”, 而且也包括商颂、周雅、祭、誓、诔、铭诸体, 反映了初唐政治家关于文学的意见。也就是说, “文”包括文章, 但其范围远大于文章。他们这样论文, 可以说是以政治及思想为基点, 开唐宋政治家功利性文论之先河。这与刘勰所说的的“非采而何”的美文是不同的。此序肯定“文”的作用, 更倾向于将文章作为政教和立身的工具。这种认识, 表明“文”这一概念对于六朝文论的发展和对汉代儒家诗教的回归。 《隋志集部序》的特色, 是在考得失、评异同中体现出作者的批评眼光。《四库全书总目》卷186《坡门酬唱集》条云:“比而观之, 可以知其才力之强弱与意旨之异同”;“互相参考, 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 与遣词之巧拙” 张之洞《8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在评《四库全书总目》时说:“泛滥无归, 终身无得。得门而入, 事半功倍……词章孰为正宗, 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 方不至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 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 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 即略知学术门迳矣” 但是,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史家本身思想认识水平的限制, 《隋志集部序》也还存在着缺点。例如它带有较为浓重的政治功利色彩, 多以思想内容和社会现实作用来评判诗歌发展的得失。这篇序文批评是唐初一种“时代意见”, 即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 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 总体而言, 《隋志》集部, 为唐代及此后历朝综合性图书目录设立文学类目树立了范例, 在古代文学目录学史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志集部序》对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