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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的编撰及相关问题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实际的发展阶段。《隋书经籍志》的编撰,不仅从形式上,而且还从理论上最终明确了著录文献典籍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总序、大序、小序的阐述,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文献发展的历史,在文献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隋志》以后又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的编撰。 “史”志,即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是现存的、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古代目录。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贞观二年,魏征迁秘书监,致力于典籍整理,“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书阁籍,粲然毕备”。贞观三年,魏征又参加修五代史,“隋史序论,皆征所作”,但不包括志。贞观十五年,诏修五代史志(即今《隋书十志》,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高宗显庆元年完成,由长孙无忌进呈。 今本《隋书经籍志》题长孙无忌等撰,而宋本《隋书》载天圣中(公元1023—1031)校正本的旧跋,说天圣以前的旧本“惟《经籍志》题侍巾郑国公魏征撰”。又,《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毋煚言《古今书录》撰修之旨,说“所用书序,咸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以上记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魏征曾入主秘书监,率学士校定四部书,最终会编出当时的藏书目录;魏征又参与五代史的修撰,他也可能利用秘书监校书的成果,开始经籍志的修撰。贞观十五年于志宁等受诏撰五代史志时,其中的《经籍志》或用魏征经籍志初稿，或用魏征所编朝廷藏书目录,而且基本保持原状,其大序和小序也是魏征撰“隋史序论”的一部分,故《隋书经籍志》题魏征撰亦可。 《隋书经籍志》总序提及此志编撰根据时说,“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这些书据《玉海》卷五所言:“隋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重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它的目录就是《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这部目录虽因翻船为水渐濡,时有残缺,但终归被保存下来,成为纂修《隋书经籍志》的底本。对此《隋书经籍志》序中有明确的交待,“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录所遗,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这里所说旧录即是《陏大业正御书目录》,而藉以“删去”、“附入”的根据,主要是“今考见存,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的隋代遗书,其中包括保存在长安的典籍,以及残留的东京藏书。这与玨固修《汉书艺文志》依《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以东观现存典籍为参酌的情况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纪西汉一代藏书之盛,而《隋书经籍志》不仅纪隋朝一代藏书之盛,还兼述六朝时代典籍流通状况,因此,《七录》以及宋齐诸朝所撰目录,也是《隋志》编撰的重要参考对象。 子部杂家类、集部别集类 目录采用四部分类,可以追溯到分甲乙丙丁的《晋中经簿》,其甲部纪经,乙部纪诸子,丙部纪史,丁部纪文。继而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乙部与丙部的内容对调,于是乙部纪史,丙部纪诸子,这样的格局与后世的四部分类相同,但尚未提出经史子集四部,明确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现可考见的最早的目录即是《隋书经籍志》。关于《隋志》分类,可借《唐六典》加以说明。《唐六典》在纪秘书省四库书的章节下面兼纪四部四十类,并对这四十个类目做了定义性质的说明。如经部“易类”以纪阴阳变化(《经籍志》归藏等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史部旧事类”以纪朝廷政令(《汉武故事》等二十部四百四卷)。“子部杂家类”以纪兼叙众说(《尉缭子》等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集部别集类”以纪诗赋杂论(《荀况集》等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从“易类”注中提到《经籍志》,不难推测出《唐六典》对秘书四库书记载是根据《隋书经籍志》而来,另外,注巾所记各部各类著录的典籍的数目与《经籍志》基本相同,也可证明这一点。然而,两者也不尽相同,首先,典籍归类有差异,《隋志》将《论语》诸书及《尔雅》等小学书、《五经异议》等列为一类,却不著录《说文》,而《唐六典》以《论语》为一类,其中包括《五经异议》等,而且另列一类“小学”,著录《说文》等三部四十四卷。其次,个别类的首列书目不同,如子部五行类,《隋志》首列《黄帝飞鸟历》,《唐六典》却首举《风角占》。再次,所著录的典籍的卷数不同,如史部起居注类,《隋志》记“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唐六典》记“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出现以上的不同,其原因很简单,尽管《唐六典》记四库书与《隋志》有承袭关系,但这关系是通过《群书四部录》体现的,而《群书四部录》是纪唐玄宗时唐藏书之盛的,此目录完成于公元721年,与《隋志》完成之时相距五六十年,其间人们对分类的认识有变化,而且有的典籍亡佚,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