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的兴衰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docxVIP

北魏王朝的兴衰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失误 18岁。魏孝文帝于太和年（494年）从平城迁至洛阳。对这次著名的迁都之举,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认为迁都洛阳是导致拓跋鲜卑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迁都之前的北魏王朝,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七月以来,一直定都于平城,历6帝7世凡97年;而迁都之后的北魏王朝,连孝文帝计算在内,也只传了三代,政权就易手于宗族他人了,正如《魏书》所说:“魏自宣武以后,政纲不张,肃宗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委用非人,赏罚乖舛。于是衅起四方,祸延畿甸,卒于享国不长。”以后的孝庄帝、前后废帝、出帝、孝静帝等,走马灯似的,都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傀儡。永熙三年(532),北魏结束,离孝文帝迁洛还不到40年.魏孝文帝迁洛,原想以正统的中原王朝自居,统一南方,建立大一统的北魏大帝国。何曾想到两代之后,国势就衰微破败,他那迁洛以建宏图大业的构想,受到了历史的无情嘲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魏王朝的衰亡?正是迁洛的不良后果使北魏王朝患了不治之症,它腐蚀着北魏王朝的肌体,最终导致这个王朝寿终正寝。魏孝文帝迁洛的不良后果,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拓跋鲜卑自拓跋珪以来,一直是个坚强的好战的武装集团,不管它的内部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矛盾,但在对付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军事集团时,总是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道武帝、太武帝,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主要就是依靠本民族武装集团的军事能量。拓跋鲜卑先后以盛乐和平城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向心力更加趋于稳固,平城成为北魏王朝的重要发祥地。冯太后和孝文帝于太和八年实施班禄制,改革封建政权对官吏的报酬方式,只涉及鲜卑族中上层人物。后来实行的均田制和三长制,自然也触及鲜卑各部编户,但由于均田制只是原来北魏王朝在京畿地区对鲜卑平民“计口授田”方式的扩大,只能加速鲜卑人的封建化,而不是相反.因此太和年间在平城的改革,并没有召来鲜卑族上自贵族下至平民的多少强烈反抗。拓跋丕就认为三长制“于公私有益。”总之,鲜卑族对迁都之前的“孝文改制”,较多的是拥护和支持,很难认定鲜卑贵族中有一个反对孝文帝改革的“保守派”。但迁都洛阳,却在鲜卑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就是迁都涉及了整个拓跋鲜卑民族的利益,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孝文帝深知此事会遭到鲜卑族的普遍反对,不敢公然提出迁都主张,遂玩了一个把戏,于太和十七年八月率三十万大军南下,声称南征,其时秋雨不断,道路泥泞,长途跋涉使将士劳累不堪,至洛阳后孝文帝还要南进,群臣跪在马前进谏,孝文帝趁机要挟他们,若不南征,就得迁都,结果是“旧人恋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这种让鲜卑大多数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作法受到了鲜卑人的抵制和反对。例如贵族元老重臣拓跋丕,就因对迁洛意见不同而被降职为都督,领并州刺史。太子恂不乐意迁都,太和二十年八月趁留守洛阳之机,与亲信密谋逃回平城,事发,孝文帝囚禁太子恂,不久又废掉了他、后来又将他毒死。孝文帝说自己除掉太子恂的行为是“大义灭亲”,其实太子恂也只是不满迁都罢了,并没有犯什么谋逆之罪。当时,反对迁洛的鲜卑贵族很多,《魏书·于烈传》云:“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魏宣武帝元恪执政后,鲜卑贵族仍不愿居洛阳,想回平城,《魏书·商成子孙列传》说:“初,高祝迁洛,而在位旧贵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京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足见这股力量多么强大,连宣武帝都几乎顶不住。必须明确,迁洛不能作为“孝文改革”的一部分,二者是不同意语,把反对迁洛的人都说成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孝文帝所进行的改革,真正对北魏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是于平城在文明太后主持下进行的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孝文帝迁部后,无非是采取禁鲜卑服、禁鲜卑语、改鲜卑姓的措施,这些措施根本说不上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改革,而是主观上强行汉化,客观上使鲜卑民族消亡的措巧。迁洛促进了鲜卑族内迁部分和守边部分矛盾激化。孝文帝迁洛之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认为主要威胁来自南朝,轻视北边防务,不再优待六镇将士,而内迁的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号其为族“府户”,当做仆役看待。朝廷对六镇将士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更残酷地刻薄普通士卒。正如范文澜先生分析得那样:“守边兵对守边军官切齿,守边军官对镇将和朝官(内迁贵族和汉士族)切齿。此外,随从魏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和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种人也对朝官切齿。为各方面所切齿的朝官,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这样,鲜卑族内部的分裂,愈龙愈深刻,到魏孝明帝时,鲜卑政权已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472页)迁都洛阳就这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