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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资本的集中途径 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关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评价。从18世纪黑格尔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主流看法是长期延缓、停滞。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为什么长期延缓停滞成为学界关心的重要议题。二战以后国际学界否定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论, 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观点:一是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内部不是停滞的, 而是有变化的;二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宋朝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即唐宋变革论, 经他的后继者和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在国际唐宋史学界产生深远影响。1949年我们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 但是在整体看法上和西方的主流观点有相一致的, 譬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停滞仍然是主要论题之一, 也有不相一致的, 这就是50年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为五朵金花之一。80年代漆侠先生中国古代经济“两个马鞍形”中的宋代经济高峰论, 影响甚大。90年代以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美国加州学派反对宋代高峰论, 认为清代超过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高峰。但自进入新世纪, 日本唐宋变革论、欧美宋代经济革命说引起国内唐宋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因而宋代经济高峰论被再度热议, 并且对宋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的理论范式给以新的讨论。如果全面评价宋代社会经济的历史走向, 恐非本文所能胜任。故选取近年来宋史学界持续推高宋代商品经济和商业发展讨论较集中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不妥之处, 敬请各位大家批评。 一、 宋金钱的繁荣 中国古代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伴随唐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快速发展, 以及政府财政对货币需求的持续扩大, 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资本的集中大致有三个途径:一是来自政府机构为权贵高官支付的优厚俸禄 二是凭借土地经营, 地主阶级, 尤其是其中的大地主, 也集中了一笔可观的金银铜钱。前引青州麻氏原是宋真宗时候的官僚地主, 因犯罪被抄家, 之后又兴发起来, 藏储库之钱即有10万贯, 就是一例。宋仁宗时, 阻击西夏, 曾“借 (永兴军) 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 后于数人京官名目偿之, 顷岁河东用兵, 上等科配一户至有万缗之费” 寺院的僧道, 不仅视“钱如蜜”, 在其实际活动中也积贮了大批金银缗钱。北宋中叶的夏竦就曾指出:“其徒豪右 (僧侣上层有财势者) , 多聚货泉。” 宋代社会上最富的不是富家地主、僧道, 而是依靠国家通过超经济强制实现对财富的大量占有的权贵官僚。 三是坐商巨贾通过长途贩运货物, 从两地间批发商业提取商业利润, 并从中形成巨额财富。唐宋以来, 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沿岸地带, 为了获得以香料、丝绸、陶器之类世界性商品的中转为主的远洋贸易和以沿岸地区之间的特产品交易为媒介的沿岸贸易的所谓两种贸易的转让利润而使输出港湾城市及其后方农村的产业蓬勃兴起。海上贸易商从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和商人之中大批地涌现出来。巨额资本集聚于奢侈品海外贸易, 获取了高额商业利润, 资本增殖为国内贸易中其他商人资本所不能企及。如“泉州扬客为海贾十余年, 致资二万万”, “度今有四十万缗”。 大批的金银缗钱集中于大商人、大高利贷者的手中, 越是在大城市中, 这种状况越是突出。如北宋时的汴京, “资产百万者至多, 十万而上比比皆是” 二、 商业资本的增殖 先说商业资本。宋代的商业资本是由行商和坐贾中的大商人作为代表的。这类富商大贾是由以下诸类的行铺构成的: 交引铺。宋代对茶盐实行专利, 以茶引盐钞算请茶盐。交引铺是这类特殊贸易形式的产物, 以汴京和临安最为集中。交引铺的出现, 是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金银彩帛铺。买卖金银以及金银首饰的商铺和买卖绢帛的商铺。穿衣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基本需要, 不论是在墟市、镇市, 还是在一般城市以及汴京等大城市中, 都有这种交易, 而一些大的商铺进行大宗交易。 邸店、“停塌”之家。这是专门为客商贮存各种货物的货栈, 在临安城内的“停塌”还贮存保管客商的金银。其中大的邸店、“停塌”之家也属于兼并之类的势力。在汴京、临安以及重要的商业城市, 都有这类的商业资本。 商人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性是买贱卖贵, 从这种差额中牟取高额利润。商业资本的一个重要活动, 就是垄断城市的市场价格, “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 若客人将茶到京, 即先馈献燕设, 乞为定价, 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 但得为定高价, 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 这种情况, 不是茶行独有的现象, 其他的“行户盖皆如此”。 以交引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 则垄断茶引和盐钞以牟取厚利, 使自己增殖起来。宋政府为供应西部和北部边境上的军需, 采取了许多措施和办法, 其中之一是鼓动商人把粮草或见钱等运至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