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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永佃制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 永佃制又成为其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甚至有学者将其作为中国何时脱离封建制或近代史起点的主要论据 综观以往的研究, 在永佃制问题上, 学者尚难取得一致意见。笔者归纳, 其中有三个主要问题:一、永佃制是否等于一田二主制?二、永佃制是减轻了封建剥削, 还是对佃农“最凶恶、最苛重”的剥削?三、永佃制在民国时期是否已经衰落?对“衰落”一说似乎无人持有疑义。笔者不揣浅陋, 拟对上述三个重要问题加以探讨。本文虽是讨论性文章, 但仍以实证为主。时空范围仅限于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本文的“江南”概念, 取陈国灿和包伟民说, “将江南的地域范围限定为长江三角洲及周边附属地区, 包括今苏南、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部。”近代以来, 特别是民国以来, 江 (苏南) 、浙两地在经济上几乎形成一体, 从下文我们可看出, 苏南和浙江的永佃制, 在习惯和称谓上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本文民国时期“江南”范围限定为苏南和浙江大部。本文主要利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实地农村调查资料和土地改革时期实地农村调查资料, 并加以定量分析, 以尽可能较准确全面地揭示真实情况。 一、 江南永佃制的实质特征 民国时期的永佃制是否就是一田二主制, 抑或是两回事?这是认识永佃农是否享有独立产权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日本学者很早就关注了“一田二主”对土地产权的分割作用, 近年来更有不少者明确肯定了“一田二主”对土地权的分割作用, 如江太新、黄宗智 (较早如樊树志) 等, 不过各人的表达不同, 有的称之为“双层地权” (黄宗智) , 有的称之为“土地股份制” (江太新) 。但关键问题是, 更多的学者把永佃权同一田二主分开来看, 认为两者是两回事, 前者有一个向后者转化的过程, 即认为永佃权只是永远耕作权 (或经营权) 。有学者虽认为永佃农有部分地权, 但同样把永佃制和一田二主看作两个概念, 因而弄混淆了, 称:“永佃制一词, 只是包含佃农有永远耕作权的含意”, “永佃关系的消失和转化为一田二主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了”, “享有佃权的永佃制度是一个进步, 而在永佃制度基础上出现的一田两主制则是一种倒退”。 中国一田二主式永佃制的复杂性, 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仅见的, 或至少是罕见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的灵活性或对生产力的适应性。因此, 研究者即使摒除教条因素, 也可能会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异见迭出, 这毫不奇怪。 1934年的《中国经济年鉴》对“永佃制”的实质含义作了异常清楚明确的界定, “现在我国农村中 (姑就江苏省言) 连续租十年数十年或数世之久者, 随在皆是, 然此不能一概认为永远租佃 (前东南大学曾将租佃较久作永远租佃) 。盖各地通行之租约多不议定年限。真正之永远租佃, 必其土地之所有权为主佃双方所分割, 此实为两种租期性质不同之事实表现”。 江南永佃制这种一田二主式的特征早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具备了。据《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苏州、通州、海门厅、吴江、江宁等地都存在田底、田面的分离。该书所载“乾隆间苏州元和县碧城仙馆置产纪录”共有51例买卖土地契约, 其中明确载有办粮户的共有沈仁和等13人, 也就是说这13例实际上买卖的都是田面;另一苏州沈氏家族置产薄上明确记载买卖田底田面的也有11例。 在这里,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永佃权与长期租佃或永久租佃的区别。真正的永佃权必然具有田面权, 没有田面权的“永佃”, 只能是长期租佃或永久租佃, 而非真正的或典型的永佃制。有的学者仅从字面分析, 而把一些契约上有“永远耕种”一词的都当作永佃权, 并进而总结出永佃制具有永远耕作、自由退佃、不得欠租、不得抛荒和不得私顶、典卖五个特征, 其实这恰恰是长期租佃或永久租佃的特征而非真正的永佃制的特征。不欠租地主无权撤佃, 佃农有自由退佃权等, 都不过是惯例的重申, 并不具有特殊意义。这尤其在江南是一个较为普遍的乡俗惯例, 我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实地调查资料中可以见到这方面的大量例证。在浙江的许多县份, 如东阳、新昌、嵊县、永康、义乌、诸暨、天台、海宁、吴兴、崇德等, 均有“不欠租、不撤佃”的传统, “田租年年清, 佃户尽可永远耕种” 永佃权的基本特征就是田面权, 而不是什么“永远耕种”权, 如前文所引证。我们再从民法公布前许多年的司法解释, 就更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大理院民国八年上字1245号判例断定, “则非设定永佃权之明白表示不足以资认定, 至佃户耕种之久, 暂时与永佃权无关。” 在清代直到民国时期确有很多佃约只注“永久耕种”, 而未注明其它, 这实际只是普通租佃中租期长久的一种不定期佃制, 而非真正的永佃制。这种佃制经过世代变迁, 其中必有一部分转为永佃制, 例如佃农付出佃权 (田面或田皮等) 的代价。这与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