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新旧之争的文化解读.docx

近代湖南新旧之争的文化解读 近代中国的划分是“新党”和“旧党”等群体的频繁出现。这是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前后。在新政推行较早的湖南, 新党与旧党之分在光绪二十三年尚未确定。 (而新旧思想之争则是中国近代一开始就有的话题) 叶德辉在那年底的《与石醉六书》中, 已开始大肆攻击梁启超在湖南传播公羊学。他在后来刊印的信末按语中说:“此信, 为斯事辨难之始。” 新旧之争, 不仅关系当时士人政治追求与文化取向, 而且诠释着政治实践及诗学旨趣。近代湖南随着新政的推行, 新旧之争尤为激烈。那么, 处在这场历史漩涡中心的陈三立又如何回应新旧之争?又表现出怎样的政治焦虑与文化关怀?其不仅关系对义宁陈氏政治思想的历史定位, 也关系对陈三立文化思想、诗歌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凡为改革总是伴随利益的冲突, 引发新与旧的论争, 义宁父子在湖南的改革实践则尤为明显。因为近代湖南的区域文化特点, 正是以新旧之争为标志的中心区域。其守旧与开新的激烈冲突, 实为近代中国新旧交替斗争的缩影。 过去不少人论及戊戍变法前后的湖南新旧之争, 都要说到近代湖南的区域文化的守旧与排外, 这当然不是无根之谈。从湖南区域文化来探讨这一论题的取向, 也可上溯到梁启超, 近年来又有进一步论者, 如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 1860—1916》、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戍新旧之争》等。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 (1896) 致函汪康年说:“十八行省中, 湖南人气最可用。惟其守旧之坚, 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 则天下至变矣。” (《梁启超致汪康年》) 光绪戊戍当年一位江苏人注意到:“夫湘人, 吾华之深闭固拒最甚者也。一朝丕变, 咸与维新。”王尔敏引用此语后进而提出:“甲午战后, 湘省人士幡然改造, 由守旧的中心, 一变而为最积极维新的推动者。” 义宁父子对湖南区域文化的趋新之风是有识见的。1895年9月12日, 当陈宝箴被任命湖南巡抚, 当时正是甲午战败之际, 朝野沸腾, 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不可遏止。陈宝箴的第一要务当然是改革, 当他得知为官湖南时“窃喜自慰”, 陈三立也喜出望外, “而湘之改革, 陈三立多为之赞画, 见于史籍者多系以右铭, 实际自与散原相关。” 尽管湖南有趋新的风气, 但是在近代中国, 这股意志“力”的矢量值毕竟非常弱小, 而顽固守旧的矢量值超乎其上, 城市绅民意志的“合力”, 还是远远偏离“新思潮”方向, 如此也决定了湖南绅民意识以守旧为总体特征的“历史局面” 然而事兴则谤至, 中国先觉者的命运向来如此。“谣诼者, 顽者”代表着湖南守旧势力向新政发起了攻击, 激化起新旧党争。陈三立说:“先是府君既锐兴庶务, 竞自强, 类为湘人耳目所未习, 不便者遂附会构煽, 疑谤渐兴。”又因为周汉“攻泰西教, 煽乱。……府君乃排众议, 下之狱。”故“世竟用此 到1898年3月, 随之改革形势的良好发展, 清廷也下定了改革的决心, 新派人物显得更加浮躁与激进, 这年年假以后, 由于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 与分教习 (韩君) 抨击专制政体, 提倡民权革命的课堂批语、日记批语及课堂笔记流传到社会上, 为攻击新政提供了口实, 这是使得湖南新旧两派势力爆发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书后》中说:“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不久, 多患发热病, 其所评学生文卷, 辞意未甚偏激, 不过有关开议会等说而已。惟随来助教韩君之评语, 颇涉民族革命之意。诸生家属中有与长沙王益吾祭洒先谦相与往还者。葵园先生见之, 因得挟以诋訾新政。韩君因是解职。未几新会亦去长沙。此新会主讲时务学堂之本未, 而其所以至长沙者。实由先君 (陈三立) 之特荐。其后先君坐‘招引奸邪’镌职, 亦有由也。” 《湘报》则是激进派的又一重大失误举措。《湘报》第20号发表易鼎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 提出使中国富强的四点主张:“改法以同法” (“西法与中法相参也”) ;“通教以绵教” (“西教与中教并行也”) ;“屈尊以保尊” (“民权与君权两重也”) ;“合种以留种” (“黄人与白人互婚也”) 陈三立渐进思想的形成有其根源。三立少年时代就曾和出使西方、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游, 他有诗云:“绮岁游湖湘, 郭公牖我最;其学洞中外, 孤愤屏一世。先觉昭群伦, 肫怀领后辈。” (《留别墅遣怀》) 并将自己写作的诗文, 商榷于郭嵩焘等。陈氏昆仲后来回忆说“先君壮岁所为文, 多与湘阴郭筠仙待郎、湘阴罗顺循提学正均辈往复商榷。” 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代父追述其思想源流时说:“并明当时之言变法者, 当有不同之二源, 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初, 先祖亦应进士举, 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 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 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 极相倾服, 许为孤忠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