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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对司马迁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3月登基,公元前87年3月崩塌,统治54年。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 (前135年) , 约于征和三年 (前90年) 去世。因此, 可以说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的统治相始终。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所营造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不仅极大地感染了司马迁, 而且对他的文学创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 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决定了依附于皇权的司马迁也会因君主好恶而遭遇人生沉浮。因此, 笔者拟以汉武帝对司马迁创作的影响为个案, 以剖析等级制度下帝王与文学的关系。
(一) 经济上的繁荣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对司马迁的任用激发起他创作《史记》的责任感, 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 给司马迁漫游搜集史料提供了保证。
汉武帝统治时期达到西汉的鼎盛, 国家实力大增, 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汉气象。据《汉书》记载:
躬仁谊, 厉威武, 北征匈奴, 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 东定薉貉、朝鲜, 廓地斥境, 立郡县, 百蛮率服, 款塞自至, 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 造乐歌, 荐上帝, 封太山, 立明堂, 改正朔, 易服色;明开圣绪, 尊贤显功, 兴灭继绝, 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 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 符瑞并应, 宝鼎出, 白麟获, 海效钜鱼, 神人并见, 山称万岁。功德茂盛, 不能尽宣。
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汉朝的一统天下不仅稳定了政治, 而且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如司马迁在《平准书》的开篇即描述了武帝时人民富足、天下承平的盛况:
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 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 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为吏者长子孙, 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经济上的富庶不仅使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而且他们也开始重视礼义廉耻。同时, 往来交通的便利也带来了商业贸易的长足发展。如《史记·货殖列传》:“汉兴, 海内为一, 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在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 汉武帝格外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他广开仕途, 招揽人才, 因此即位伊始, 他便下诏求贤:
盖有非常之功, 必待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跅弛之士, 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活跃于这一时代的士人大都怀有强烈的功名渴望, 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面对社会。“君欲为治, 臣以贤才辅之”
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 笃行则石建、石庆, 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 定令则赵禹、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应对则严助、朱买臣, 历数则唐都、洛下闳, 协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桑弘羊, 奉使则张骞、苏武, 将率则卫青、霍去病, 受遗则霍光、金日磾,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 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
受武帝朝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影响, 司马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种积极奋起的进取形象, 他“绝宾客之知, 忘室家之业, 日夜思竭其不屑之才力, 以求新媚于主上”
首先, 正是由于司马迁受到汉武帝的赏识, 他才能“使得奉薄技, 出入周卫之中”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 作《易》《八卦》。尧舜之盛, 《尚书》载之, 礼乐作焉。汤武之隆, 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 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 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 至明天子, 获符瑞,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 受命于穆清, 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 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 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 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 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 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 堕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
司马迁认为当朝国家统一, 百姓臣服, 呈现出贤君忠臣上下合力的祥和局面。身为史官, 如不对这一段历史加以记载的话, 那将是莫大的罪过。此言足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充满着赞赏之情, 他也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个盛世有所建树而深感自豪和欣慰。在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下, 司马迁“述往事, 思来者”, 意欲“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 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 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 正《易传》, 《春秋》, 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其次, 统一安定的国内形势为司马迁外出实地考察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据《太史公自序》记载,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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