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与权威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docxVIP

大一统与权威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一、 景帝朝儒学思想的发展 秦朝禁止私立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受到破坏和毁灭。汉兴以后, 诸儒始得修其经艺, 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儒学出现复兴之象。其实, 不唯儒学, 遭秦焚禁的百家之学也都逐渐地重新抬头, 一度出现了诸子复兴的态势。当然, 这种子学复兴, 并非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翻版, 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大变迁, 汉初诸子同先秦诸子相比, 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行为方式, 都有明显差别:在新的社会条件下, 一些学派获得更新, 不断发展, 而另一些学派则因与社会生活相脱节, 不再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走向衰亡;此外, 还有一些学派沉潜到了民间, 成为大众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 具体而言, 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形: (一) 曾是先秦显学的墨家一派, 逐渐放弃了学术追求, 尽失其思想锋芒, 走入游侠一途。 (二) 法家学说由于其在秦代以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的历史结局, 受到汉初思想界的普遍否定。但是, 法家理论或为黄老之学和儒学所吸收、消化, 或逐渐演变为狭义的刑律令法和操作性的刑名督责之术, 习治申、商、韩之学的士人学子变成了专事“刀笔筐箧”的律吏。 (三) 兴起于战国后期的阴阳家, 秦汉之际走向了方士化, 在当时改朝换代的历史氛围中, 其“五德终始”的历史理论颇受人主青睐。汉初,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公孙臣、新垣平等。孝文帝十四年 (公元前166年) ,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 及汉受之, 推终始传, 则汉当得土德。土德之应黄龙, 宜改正朔, 服色上黄。” 在汉初思想界, 真正具有广泛影响, 能够与儒学相抗衡的是黄老之学。当时著名的黄老学者有盖公、黄子等。盖公师承乐臣公, 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学, 教授于齐高密、胶西。惠帝初年, 曹参为齐相, 采纳盖公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治齐, 获得成功。后来, 曹参代萧何为汉廷相国, 仍守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之术, 颇有与民休息之效, 亦获好评。景帝时,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 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子》、《老子》, 尊其术。” 汉初思想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诸子百家的合流, 这以当时的黄老之学和儒学最有代表性。司马谈称颂道家:“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 採需、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 儒、法合流是汉初思想界的重要特征。实际上, 当时己经没有纯粹的法家和纯粹的儒家, 故一个儒者完全可以兼通其他学派的学问, 如贾谊是汉初大儒, 司马迁却称:“贾生、晁错明申、商” 汉初子学的分化合流, 一方面是墨、法等学派被其他学派吸收同化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日趋消亡, 另一方面是儒家、道家学派丰富发展了原有的思想体系, 从而能够适应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需要, 为“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形成做了学说思想上的准备。但诸子合流只是其时思想运动的一个方面, 各学派之间还有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这尤以儒、道 (黄老) 之争最为典型。史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 学儒学者则绌老子。道不同, 不相为谋, 岂谓是邪?” 儒学与黄老之学的公开冲突爆发于景帝时期,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 (辕固) 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 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 天下之心皆归汤、武, 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 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 汤、武不得已而立, 非受命 (为) 何?”黄生曰:“‘冠虽敞, 必加于首;履虽新, 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地, 然君上也;汤、武虽圣,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 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 反因过而诛之, 代立南面, 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 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 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 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 不为愚。”遂罢。 窦太后好《老子》书, 召入问固, 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圃击彘。上知太后怒, 而固直言无罪, 乃假固利兵。下, 固刺彘正中其心, 彘应手而倒, 太后默然, 亡以复罪。 从辕固与黄生的争论看, 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是儒家的传统立场, 而将君臣尊卑名份绝对化却正是道、法家的主张。但在汉初, 儒家也开始强调等级名份, 立场已有所变化, 如贾谊即言:“履虽鲜弗以加枕, 冠虽弊弗以直履。” 上述情形表明, 在汉初, 还没有哪一家学派取得明显优势。换言之, 汉初统治者对儒、道 (黄老之学) 两家学说尚未作出明确选择。这就使得直到景帝时期, 儒、道两家在学说思想上争长论短, 党同伐异, 犹如辕固鄙薄《老子》, 视之为“家人言”, 黄老道家也极力贬抑儒者之言, 曾“习道论于黄老”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竭力推崇道家, 而把儒家与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归在一个档次, 说儒家学说“博而寡要, 劳而少功, 是以其事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