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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服与启民隋末突变事新探 隋朝末年，在农业战争中，北方的土耳其人经历了几年的大规模战争，并参与了中原的占鹿战争。 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评价却纷纭不一,有的认为,中原的某些集团和突厥的军事联盟,是“分裂”祖国的罪行;有的则以为,这不过是出于战略的需要,情有可原。我以为,这个问题是不难弄清的,关键在于对隋末时突厥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个正确的评价,这样就必须对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根据岑仲勉和马长寿诸位专家的考证,突厥见于我国史书,始于西魏文帝大统八年,即公元542年 杨坚代周建立隋王朝时,正当突厥面临一个政治大动乱时期。隋文帝伐突厥诏书中说,其时突厥内属各部,“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后……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 这个过程是从584年突厥沙钵略可汗时代开始的。这位曾一度与隋王朝为敌的突厥首领,因内部斗争而处境狼狈,转而向隋朝求援,最后请求将其部落南迁,寄居在地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的白道川。隋文帝还命令杨广“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⑧。以后又许其活动于“恒、代之间”。这是突厥可汗作为隋王朝准臣民之始。 更名副其实和更大规模的“归服”和“内附”是启民可汗时代。这是一位在汉族和突厥族民族团结友好史上很有贡献和颇有政治远见的政治家,突厥名染干,亦称突利可汗。公元599年,率部归隋后被封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⑨。到启民时代,可以说东突厥已完全相当于隋之一郡,启民也几乎无异于隋王朝边区一长官,他所部的突厥一部则完全成为隋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 能否这样说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请看下列事实: 《隋书》卷84《突厥传》记载说,早在沙钵略时期,突厥便向隋称臣,沙钵略给隋文帝上表表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隋文帝给沙钵略的诏书也承认这个新的君臣一体的关系:“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沙钵略在另一封给隋王朝的致书中还表示:“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牲,彼有缯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完全承认隋王朝对突厥的管辖权。到开皇十八年(598年),启民可汗的上表,就说得更加心悦诚服。他认为隋王朝对突厥的统治,“如天无不复也,如地无不载也”,而突厥诸百姓“蒙盛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他表示要“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当时隋朝君臣上下,也常常把突厥和南方被统一的陈朝相提并论,等量齐观,隋王朝身为上大将军的元谐曾对文帝说过:“陛下威德远被,臣请突厥可汗为侯正,陈叔宝为令史” 上述这些历史的生动记录,不是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其时突厥与隋王朝的关系,已经是臣与君的关系了码? 历史还告诉我们:启民时期的突厥,不仅政治上是隋的臣民,军事上突厥的兵马,也属于隋朝统一调发。这里仅举大业三年(607年)隋大将韦云起指挥突厥骑兵的例子:“……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韦云起)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纥干一人,斩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皆膝行股战,莫敢仰视” 还应当注意的是,在隋炀帝统治时期,突厥的许多部落,活动区域已经南迁,与中原汉民族人民的经济交往,更为频繁密切;而因此,他们的风情文化和习俗,也逐渐改变;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同化,在较快地进行。 隋朝时期,突厥的内迁是分批进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山西陕西交界处的长城沿边(以隋的大利城为中心)、山西北部(以隋楼烦郡为主)和甘肃省一部(隋会宁郡)。第一批内迁在开皇十九年(599年)十月。《资治通鉴》记曰:“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上命长孙灵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大利城在今内蒙古和格林尔北,此后成为了南迁突厥的政治中心)。不久,隋王朝又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把“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的广阔地区,划给突厥游牧部落“任情畜牧“ 上述这几次南迁总人数是相当可观的。后来在大业四年隋崔君肃出使西突厥时,曾对处罗可汗夸耀说:“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17。启民的这“百万”之众,照他自己的话说:“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18。其大部分,应当都是指这些南迁的部落。 南迁于会宁、楼烦一带的,为西突厥处罗所部,于大业八年(612年)归隋。《通鉴》卷181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纪曰:“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嬴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搂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应为娑)那可汗。” 已故的岑家梧教授曾说过:“交错杂居是我国自古以来民族分布的重要特点之一。少数民族和汉族很早即在祖国生息劳动,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