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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所载千三郡国考论 《班固汉书》是在《史记》开始时首次出版的一部专门的地理史料。司马彪著《续汉书·郡国志》,不仅称赞班固《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而且续修其事,录光武“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 不过,虽然《汉志》地位尊崇,历来读史研史者少有质疑,但从清代全祖望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商榷,从此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至周振鹤先生而集其大成。 班固计算增置的基础,并不是秦末的四十九个郡级政区,而是秦并天下时的三十六郡;同时,班固对各郡始置年代又考证不详,始置标准亦无一定之规,难免张冠李戴,如河间守已见《史记·功臣表》,故可肯定河间郡高帝时已有,但河间国下班注却作“文帝二年别为国”,将河间当成是文帝置。所以班固所说高帝增二十六并无道理,与实际不可能相符。 以周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班固《汉志》进行了近乎全盘的否定,但笔者以为,学者们这种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可取,其所导致的对汉代历史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已经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几代学者 一、 固相论:党内对西汉郡国沿革的再解读 在叙述完西汉百三郡国的沿革后,班固有一番总结和概括。其曰: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 颇疑班固编纂《汉书·地理志》时,本有一略似后世国史地理志那样经过初步整理的档册,并已确立《汉书·地理志》所采用的叙述体例。今《汉书·地理志》叙述郡国建置沿革,时间以成帝元延、绥和之际为断,就是因为它所依据的是这种经过西汉人初步整理的资料,而不是通西汉一代的原始档案,其整理的时间,即在此一时期稍后。……由于黔中和故鄣这两郡的缺失,班固为凑足三十六郡之数,编排其郡国增衍体系,则不得不另外添加上后设的岭南三郡并将内史剔除于三十六郡之外。这虽然纯属推测,但却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汉书·地理志》中所谓“秦三十六郡”的由来。 笔者以为,学界对班固《汉志》的曲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班固所谓“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并不置疑,但在其所指具体郡国上却存在争议;其二,怀疑班固所谓“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的说法,并进而试图“复原”西汉郡国的真实增置数目。正是鉴于学界对班固《汉志》的以上曲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探讨西汉郡国沿革前,对班固《汉志》的书法义例做一次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以下笔者试为解析班固《汉志》的书法义例: 第一,班固《汉志》在追溯西汉百三郡国沿革时,将秦和西汉作为两个时期来对待,因此凡述郡国沿革,以秦统一为断,而不及先秦有关郡的设置。班固所谓“秦置”、“故秦某某”和“秦郡”等实例可为说明。有学者认为“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皆指战国诸侯,笔者以为误甚。钱大昕对此曾有论述。他说: 此《志》首云:“汉兴,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断自秦始。如云中、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匈奴传》考之,乃战国燕、赵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盖以秦之三十六郡为断,非与彼传相矛盾也。 第二,班固《汉志》在追溯西汉百三郡国沿革时,贯穿了汉承秦祚的理念于其中,故而对秦末诸侯所置之郡国,虽有述及,但并不将之作为一个时期进行单独统计,而是以高帝元年为断,将其别为诸侯国的年代作为始置时间,并以之统计入各帝增置郡中,“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即属此例。如胶东国,因其为秦末诸侯所置之胶东郡,为标识其地理区位,故而称为“故齐”;又因其高帝元年别为国,故而将其统计入高帝增置郡国之中。再如河间国,因其为秦末诸侯所置之河间郡,为标识其地理区位,故而称为“故赵”;又因其至文帝二年始别为国,故而将其统计入文帝增置郡国之中。笔者之所以称“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只是起到标识地理区位的作用,因为秦末诸侯中非必有该诸侯国。如叙庐江郡之沿革为“故淮南”,秦末诸侯中并不见,淮南国是汉初高帝四年封英布时始有之诸侯国。因此,钱大昕谓《汉志》凡称“故”者,皆据汉初而言,如故齐、故赵、故梁、故楚、故淮南,并汉初封国也。 单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理解,或可如钱大昕所言,但如果将《汉志》凡标识为“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者皆作高帝所置郡国,则误甚。如王国维就认为班固《汉志》所谓“高帝置”诸郡并不尽是天子所有,汉初大部分郡都是诸侯王国的封土,而“班《志》于诸郡国下,其言‘故 第三,班固《汉志》在追溯西汉百三郡国沿革时,必交代其始置年代,简略者如“故秦某某”,稍详者如“高帝置”,最详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