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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清时期的不同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看 不同国家的封建社会有共同的特点。譬如在欧洲,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东方的印度,村社残余特别严重,土地是村社所有,买卖也受到限制。而在中国却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较早可以自由买卖。 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井田制、书社制的崩溃,土地开始可以自由买卖。即使在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至唐的均田制,辽金的村社组织,土地买卖受到一定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占主导地位。屯田、占田、均田、猛安谋克这些带有村社性和国有性的土地,只是这一特定阶段地主经济的补充形式,并且在某种限度内也可以进行买卖。 我们虽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很早就可以自由买卖,不象欧洲那样,土地成为不可转让的硬化的私有财产,因此在中国,土地就被蒙上一层薄薄的商品色彩。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里,交换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土地所有权有相对的稳定性。地主扩展土地除了通过土地买卖以外,有时还巧取豪夺,通过一种权力来实现,不完全依靠经济力量,所以不能把土地买卖当作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的唯一支配形式。 我有那么一种看法,从社会制度来讲,地主封建土地制度,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封建土地制度,而领主封建制度却是一种变态的封建土地制度。照理来说,封建社会就应该是地主封建制度,因为从阶级社会开始,土地已经开始向私有化道路发展,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封建社会必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西欧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进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的社会非常落后,尚留滞在先封建阶段。他们拿到罗马奴隶主土地之后,习惯地在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村公社这种体制来。村公社的土地是村公社所有的,而不是个人或家庭所有。这里不存在土地的买卖。后来,日耳曼人阶级分化了,村公社的土地掌握在贵族(领主)手中,日耳曼人成了附着于公社土地之上的农奴。西欧的领主封建制度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展起来。个人没有私有权,上地是属于领主的,“无土不属于领主”。 而中国呢?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是在承继着以前的土地私有这一基础上发展下来的,它没有象西欧那样倒退得厉害。北魏均田也好,金代的猛安谋克也好,没有象日耳曼人在罗马土地上建立玛尔克那样顽固,很快私有化又抬头了,只是过去奴隶主使用奴隶来耕田,而后来封建主使用农奴来耕田罢了,不象西欧那样,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从奴隶社会来讲,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商品经济是比较发展的,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的商品经济远没有希腊、罗马那样发展。但是从封建社会来讲,中国的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第一、第二阶段,远远要高过西欧。 在欧洲,罗马奴隶制帝国崩溃后,商品交换完全进入静止状态,罗马大道生满青草,罗马城市成为废墟,货币完全废弃不用了,乡村统治了城市,自然经济恢复到儿乎原始的状态。到了九至十三世纪,才在教会集会,河桥渡口,出现一些交换商品的集市,商业第二度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而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虽然也经过丧乱,但商品经济没有衰落到西欧封建社会初期那种地步,无论魏晋,无论南北朝隋唐,城市没有完全衰落。梁代建康,人口二十八万户(四口一户,在一百万人以上),北魏洛阳人口十余万户(五十万人以上),唐代长安人口也在百万以上,宋、明都市人口,更是增多,不用说了。 西欧的商业、手工业重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中国封建社会继承上一个阶段的商业、手工业势头,有所发展,没有破坏到西欧那样严重程度。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期的商业、手工业远远高于同期的西欧。 但是,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前期商品经济高出于西欧远甚;可是另一方面,中闽的城市又和西欧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内容。西欧的城市和领主领域上耸立的堡垒是对立的;在城市里,工商业者又不断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最终取得了城市的独立自主权,它是不完全受领主统治的,西欧多半城市是城乡对立的。而中国的城市,不仅含有经济意义,同时它又是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军事设防的基地。它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且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富裕的作坊主,他们不管发财致富的手段如何,“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最后把他们的财富集中于地权。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相互转化。他们互相勾结起来,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城市生产阶级的势力非常薄弱,地主统治阶级力量非常强大,迫使市民运动无法展开。我们对商人、手工业作坊主积累的资本,不仅要看到其来龙,尤其要看到其去脉,不问其起家方式如何,而尤应注意其资本是否集中于地权。如果集中于地权,就是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了。 封建社会后期,欧洲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摇篮；而中国城市不可能取得自治权,城市是封建地主的巢窟。欧洲的行会组织,主要是为了避免竞争,保持小所有者的地位；而中国的行会和行头则是为了供应官府的科派,避免竞争反居于次要的意义。 欧洲的封建社会,表现为城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