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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中的一人一事 一、 对君君的困惑态度 “哲学家之王”可以是理想国最著名的主题。那些有人文情怀的人都能理解。潘金莲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哲学家是统治者。但是, 如果我们细读过《理想国》的文本, 便不难发现, 真正的哲人是极其不愿意去统治城邦的, 哲人成为王者实是被迫之举。这样一来, 一个在本性上不愿意参政的人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最终参与了政治, 是让人困惑的。正如费拉里 (G.R.F.Ferrari) 所言:“究竟出于什么原因, 理想社会中的哲学家打算回到‘洞穴’去承担王者的职责”,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真正的哲人虽然依其本性最适合当城邦的统治者, 但哲人自己实际上并不愿意统治, 哲人对政治生活持排斥的态度: “那么, 你能说出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此藐视城邦的统治, 除了这一献身于真正哲学的生活方式?” 哲人有关于真知的知识, “灵魂中拥有高贵、正义和善的清晰样板, 可以据此制定和守护法律” 哲人毫不在意统治能带给个人的好处 (财富、权力欲的满足) , 便不会争权夺利而损害城邦的利益, 如果不是对统治没有欲望的哲人进行统治, “那些争权夺利者就会相互交战” 二、 政治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一致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哲人并非真的毫无走向统治的欲望。施特劳斯的弟子罗森 (Stanley Rosen) 在其Plato’s Republic-A Study中认为, 最佳城邦中的哲人本来就有强烈的统治欲望。 “强迫正是来自不愿受不如己者统治。肯定地说, 它就是希望看到智慧战胜无知的愿望。没有这种愿望, 《理想国》就绝对不会写成;一旦写成, 则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出条件, 使哲人愿意统治, 而不是不愿追求政治权力。” 大卫·塞德利 (DavidSedley) 则认为, 哲人同意去统治是为了防止自己和城邦被卑劣者统治:“哲人之所以不得不肩负起统治这个不讨好的责任, 原因是他们意识到, 倘若不这么做, 他们就不可能再生活在理想城邦之中, 相反, 他们将臣服于非哲人的统治者, 那些比他们差的人。” 其实, 早在《理想国》第一卷中, 苏格拉底在驳斥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正义是强者自己的益”时, 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观点:“受一个比自己差的人统治乃是最大的惩罚, 倘若这人自己不愿意统治。依我看, 是由于害怕这个, 这些优秀的人才执政。” 苏格拉底在第一卷中的说法只是在诘难色拉叙马霍斯, 论证统治活动只是对被统治的弱者有益而非对统治者自己有利, 第一卷的语境与第七卷的语境并不一样。在“不愿受不如己者统治”这一点上, 塞德利与罗森的观点一样。但塞德利的观点并没有那么激进, 哲人并不是完全主动的, 而是在主动中有被动性。如果城邦的善和哲人的幸福密不可分, 那么一旦城邦败坏, 哲人自己也不可能幸福。既然只有在理想城邦中, 哲人才可能幸福, 那么哲人为了自己的幸福, 也必然会进行统治。但这意味着, 哲人最终进行统治还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非城邦本身的幸福, 哲人考虑城邦的善, 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里夫 (C.D.C.Reeve) 在这方面的观点更加明确 罗斯林·维斯 (Roslyn Weiss) 不同于塞德利。维斯认为, 哲人并不仅仅是害怕比自己更差的成为统治者后, 城邦大乱, 自己也过上了不安宁的生活。哲人去统治是出于哲人自己对正义的欲求, 城邦能够实现正义, 本就是哲人所希望看到的:“哲学家, 作为正义之人, 在正义要求其进行统治的前提下, 便一定会进行统治……城邦的井然有序和公民得以提升的德性。而如果不考虑这些结果实现的方式, 这些结果对于哲学家而言确实是值得欲求的。” 罗森、塞德利、里夫、维斯的观点都不相同, 但都是主动论者。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认为, 哲人回归统治带有某种主动性。虽然在塞德利和里夫看来, 这种主动性并不纯粹, 它出自对坏城邦的恐惧。 在《理想国》讨论哲人的性情与命运的关键段落中, 苏格拉底甚至将城邦中的“大多数人”比作“一群野兽” (496d) 。哲人明白, 生活在城邦中的人完全不可靠, 与他们共事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 只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明白了城邦之凶险的哲人从此将安于“安宁的生活”, 在临终时收获平静的幸福 (496e) 三、 以克法洛斯的正义为依据的“正义” 我们知道, 《理想国》中的正义定义是“各司其职” (433a-434a) , 这种哲学的正义定义不同于诗人和智术师的正义定义。按照哲学的正义定义, 每一种人要从事“最合乎他本性的工作” 也就是说, 迫使哲人参政的正当理由是哲人“欠”城邦的债。“欠债还钱”是《理想国》中的第一个正义定义, 由克法洛斯提出, 克法洛斯则是从诗人西蒙尼德那里得到的这一正义定义。但苏格拉底引领人们发现的正义的本质却是“各司其职”, 强迫哲人当王的做法实际上并没有依照这个正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