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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现代诠释与哲学的发展 李致远的《现代柏树解释道路》（以下简称“管道照片”）。 一 现代哲学的诠释 研究者们发现, 诠释柏拉图的思想比诠释其他许多哲学家的思想都要困难一些。难题之一:柏拉图的著作不是哲学论文而是对话录, 而且他本人没有作为对话角色出现, 那么, 如何确认柏拉图本人的观点呢?一些诠释者把对话录中的领导性角色 (如:苏格拉底、爱利亚访客, 等等) 看做柏拉图本人思想的传达者, 但是, 这种做法究竟多大程度上可行, 则又是个疑问。况且, 多篇对话录以“无答案” ( 尽管如此, 古今都不乏学者尝试对柏拉图的思想做一番诠释。哲学层面上的诠释总体上有两个对立的类型, 其一是怀疑论的诠释 (skeptical interpretation) , 其二是教义性的诠释 (dogmatic interpretation) 。前一种诠释倾向于认为, 柏拉图本人没有确定的主张或结论, 根本没有所谓“柏拉图哲学”, 他的著作纯粹是思想探索和游戏的偶然产物。古代学园派怀疑论者认为, 柏拉图自己就是个怀疑论者。现代也不乏一些怀疑主义倾向的人, 认为柏拉图的主要目标是鼓励读者去从事哲学, 自己去思考问题, 而不要指望从别人或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应该说, 教义性的诠释比怀疑论的诠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也具有更大的可能性。毕竟, 柏拉图对话录中明显在重复强调某些观点。19世纪以来柏拉图诠释的主流是教义性诠释, 而这些诠释又与现代哲学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举例来说, 19世纪德国的古典学家对柏拉图的诠释往往带有康德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色彩 (如策勒) , 而20世纪中后期英美的哲学史家对柏拉图的诠释则有着分析哲学的浓郁气息 (如G.弗拉斯托斯、G.E.L.欧文) 。从诠释者的动机来看, 有些人试图通过某种诠释把柏拉图安放在他所理解的哲学发展史的特定位置上, 有些人希望在柏拉图那里寻找自己所属学派的古代雏形, 有些人要反思柏拉图思想的本质及其对当代政治的消极意义 (如:波普尔) 或积极意义 (如:施特劳斯) , 如此等等。由此可见, 对历史上哲学家的诠释不单纯是一件被动接受的事情, 相反, 诠释者的“前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教义性诠释又有对立的两种主要进路, 其一是“统一论”或“体系论”的进路 (unitarian or systematic approach) , 另一是“演变论”或“发展论”的进路 (evolutionary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 。从19世纪初开始, 西方学者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诠释就出现了统一论与演变论这两种进路之间的争论。统一论者基本上主张柏拉图的思想是内在一贯的、统一的和体系性的, 它可以通过某种创造性重构得以再现, 同时, 他们否认或忽略所谓柏拉图思想的矛盾、变化或发展。与体系论者相反, 演变论者特别强调柏拉图著作中出现的一些前后矛盾、疏漏或模棱两可之处, 并且把它们看做柏拉图思想发展的一些迹象, 透过这些迹象, 他们试图描绘出柏拉图从“早期”经过“中期”最终到达“晚期”这样一个思想的修正、演变或发展过程。 在统一论和发展论这两个诠释进路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些后现代文学理论家, 他们对教义性诠释提出批评, 认为柏拉图的作品主要不是为了传达某种哲学上的教义或理论, 而是像戏剧作品一样旨在教化或熏陶读者的品格, 因此, 要放弃“理论诠释”, 让“戏剧诠释”取而代之。 二 阿斯特对话录的贡献 人们往往把统一论诠释进路追溯到19世纪初的德国神学家与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柏拉图对话录导论》中提出了柏拉图诠释的新视野, 在其中, 他批评了此前对柏拉图著作进行归类和整合的各种尝试, 包括古代的塞拉绪卢的“四联剧”和阿里斯托芬 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不同, 演变论的早期代表人物赫尔曼 (K.F.Hermann) 认为, 柏拉图的不同著作反映了其思想的有机发展, 而且, 柏拉图的思想只可能在时代的影响下逐步成熟。按照赫尔曼的观点, 两件大事对于柏拉图的心灵史至关重要:一件就是苏格拉底之死, 由此柏拉图到了麦加拉;还有一件就是他的第一次旅行, 使他接触到了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伴随这些精神生活和写作活动, 出现了三类对话录:第一类是“苏格拉底式”或“初级的”对话录, 第二类是“辩证式” (dialectic) 或“调和性” (mediatising) 的对话录;第三类是“阐述式” (expository) 或“建构性” (constructive) 的对话录。第一类对话录出现在苏格拉底死前和刚死不久, 具有更强的辩驳意味和规劝特征, 更多反映了苏格拉底的个性, 而对哲学基本问题涉及不深。第二类稍微枯燥一些, 少了一些生动性, 通过这些对话录探索对“麦加拉-爱利亚学派”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