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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官修图书目录 1 《魏阙书目录》的编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目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隋唐以后，“四分法”成为古典书目收藏的主导分类方法。当时官方颇为注重编撰图书目录，尤以南朝为盛，北朝官修目录目前则仅知两部：《魏阙书目录》与《甲乙新录》。其中《魏阙书目录》见于《隋书·经籍志》，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由此可知，在孝文帝迁洛之前，北魏秘府藏书匮乏，其后有“借书于齐”之事。以常理论之，借书自然是借未藏之书，即所缺之书，因而借书需要整理记录图书缺乏的具体情况。如此似可推知，在“借书于齐”前，《魏阙书目录》就已然编成。或许因为有如此的推论，一些学者就直接认为《魏阙书目录》是为“借书于齐”而编撰。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准确，古之治目录学者亦未闻有持此论者。南宋学者郑樵著有《通志》，其中《校雠略》言及《魏阙书目录》，郑氏基于对古代目录学的认识，认为“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阙目录》一卷”。 根据记载，北魏自建国至孝文迁洛之前，朝廷至少进行过两次正式的图书搜集工作。第一次是在道武帝天兴三年（400），时任博士、定州大中正李先向道武帝建言：“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随后“班制天下，经籍稍集”。 北魏孝文帝之后，南北朝都曾经历书厄，北有尔朱荣之乱及周齐混战，南有萧绎焚书及朝代更易之兵祸，官修目录毁失于期间实属正常，即《隋书·经籍志》所谓“先代目录，亦多散亡”。观《隋书》所收目录书，其中属南朝官修目录者凡八部，而目前所知南朝官修目录总共不过十一部。 如上所述，《魏阙书目录》的成书年代及流传情况似乎已有大致脉络，然而，若据郑樵“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的观点，隋唐时所见《魏阙书目录》亦未必是孝文帝时之阙书目录。“徙都洛邑”以来，魏廷藏书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北朝藏书长期不及南朝，阙书目录或亦有新编。对于此种可能性，学者亦不可轻易否定。 2 北魏“借书于齐”考 前文已叙《魏阙书目录》编撰与流传的大致情况，其中北魏“借书于齐”是十分重要的相关历史事件。此事为《隋书·经籍志》明文记载，历来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佳话，然而，考之史籍，借书一事存在许多疑点。 根据《隋书》的说法，借书发生在“孝文徙都洛邑”之际或其后，具体也就是接近太和十七年（493）的时间点。北魏“借书于齐”其实是明确记载于南北朝正史的，但是具体情况却与《隋书》的说法有所歧异。据《南齐书·王融传》，齐武帝永明年间，北魏就曾遣使借书，当时王融上疏劝说武帝同意，武帝也认可了王融的看法，但最终结果却是“事竟不行”。 《南齐书·王融传》叙及王融建议借书前有“从叔俭，初有仪同之授，融赠诗及书，俭甚奇惮之，笑谓人曰：‘穰侯印讵便可解？’寻迁丹阳丞，中书郎。虏使遣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云云。 以上所述乃是《南齐书》所记北魏“借书于齐”的时间考证，显然其结论与《隋书》的说法歧异很大，因而有可能两书所说的借书并非一回事。姚振宗在考证《魏阙书目录》时注意到了这两条相关史料，他在该条考证下先是引用了《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有关借书的文字，其后注案语云：“《王融传》有虏使遣求书事”。这里似乎是将二者等同，文末又有案语曰：“（《魏阙书目录》）因借书而流传江左，时当齐明帝建武中（494-498）”。 3 孝文帝南征与魏也开新诏，鹿树生移文并无固定效力 北魏正式迁都洛阳在太和十七年（493），此年北魏出使南齐凡两次。第一次是在正月乙丑，“诏兼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使于萧赜”。 《南齐书·魏虏传》言“十一年，（魏）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 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493）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 高祖定都洛阳，追诏聪等曰：“比于河阳敕卿，仍届瀍洛，周视旧业，依然有怀，固欲先之营之，后乃薄伐。且以赜丧甫尔，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玺书，以代往诏，比所敕授，随宜变之，善勖皇华，无替指意。 根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于此年九月丁丑正式放弃南征，确定迁都之计。正在此后，孝文帝派人追及使团，通知高聪等人放弃南征，并且“更造玺书，以代往诏”。可以推知，前所发给使者的国书应当仍与宣战事宜相关。如此，孝文帝亦有可能在更换的新诏中加入借书事项，但是《南齐书·魏虏传》中的记载似乎并不支持此种可能。该传将此次出使与上叙鹿树生移文关联，兹将有关文字全录如下： 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节、安南大将军、都督徐青齐三州诸军事、南中郎将、徐州刺史、广陵侯府长史、带淮阳太守鹿树生移齐兖州府长史府：“奉被行所尚书符腾诏：皇师电举，摇旆南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