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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匈奴移除西域新探 “右翼”和匈奴国家体系中的“右翼”。 “断匈奴右臂”,也作“裂匈奴之右臂” 一 武帝至宣帝时期河西战略重心转移 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缘于武帝用兵匈奴,即“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实施。元狩二年(前121)河西战役,霍去病大败浑邪王、休屠王部,河西转归汉朝。曾使西域的张骞进言,“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河西易主导致汉匈战略重心转移。武帝以降,匈奴主体活动区域呈现西迁北移趋势。起初,“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接连遭受汉朝重创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于汉朝而言,经营西域、限制匈奴,对确保“北边”、特别是河西战略安全举足轻重。武帝时,赵破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武帝时,赵破奴“破姑师”,李广利伐大宛,“起亭”“至盐泽”而屯田轮台、渠犂;宣帝时,置西域都护,并护“南北二道”;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汉朝通过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举措,逐渐强化对西域的掌控。安作璋认为,公元前60年的日逐王降汉,意味着“自武帝通西域起七十余年来,西汉政府联络西域、切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已完全实现” 二 “乌孙”与西域经营 《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上章帝书,有:“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章怀太子注:“《前书》曰:‘汉遣公主为乌孙夫人,结为昆弟,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武帝时,汉军有三次以天山为目标的大规模行动。元狩二年(前121)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 “取三十六国”主要指控制“南北二道” 与乌孙“结为昆弟”强调对天山北麓的经营,战略眼光更为宏阔。汉代西域交通存在三条干道,《汉书·西域传》载其二——天山南路、昆仑山北路。安作璋指出:“从敦煌到大宛,还另有一条道路可通。……由车师后部而西,沿着天山北坡,便走进了准格尔盆地,通过卑陆、且弥的境界,便进入了乌孙。《后汉书·西域传》所谓‘后部西通乌孙’,就是指的这条道路。由乌孙而西南,即到达大宛。” 武帝朝的举措无法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彻底“断匈奴右臂”。昭帝时,匈奴联合车师侵掠乌孙,乌孙上书求救。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翖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 是役后,天山北路仍为匈奴掌控。史载,“匈奴遂衰耗,怨乌孙。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进军路线应由天山北路。单于所部归途中遭遇雪灾,人畜损失惨重,引发“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等连锁反应,但对天山北路的控制权终未丧失。地节四年(前66),“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 神爵二年(前60)、建昭三年,汉朝置都护、灭郅支,是经营西域的两大标志性事件。然与治理塔里木盆地不同,最高统治层的目光似未投向天山以北。安作璋谈汉代西域政治制度,认为“击胡官的设置,大都是在北道距离匈奴势力较近的地区。如焉耆有却胡侯、击胡都尉、击胡左右君;危须有击胡都尉、击胡君;龟兹有击胡侯、却胡都尉、却胡君;疏勒有击胡侯;尉犁有击胡君等”,并认为“这很显然也是汉政府设置的,应看作是汉与西域共同防备匈奴的军事联合组织” 总之,相较于河西,西域在“断匈奴右臂”战略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取三十六国”、控制塔里木盆地,极大打击匈奴的西域势力,然而,与乌孙“结为昆弟”,利用天山北路东西夹攻,将匈奴完全逐出西域,或是“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关键环节。 三 东汉西域经营形势的形势 东汉初,匈奴趁中原内乱重获西域主导权。南匈奴归汉后,北匈奴将西域作为经营重点,永平三年(60),发西域多国兵攻降于阗。北匈奴越过天山南下,控制整个西域,以之为基地攻掠汉朝“北边”郡县。 在边疆形势重压下,汉朝将“安南定北”的对匈方针 永平年间,汉朝西域经营的骤起骤落有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匈奴分裂后,驻牧“蒲类、秦海之间”的呼衍部成为北匈奴统治集团“根本”力量和汉朝经营西域的劲敌,双方在西域的争夺互有胜负,汉朝终未解除呼衍氏的威胁。 “北边”局势总体稳定背景下,汉朝积极经营西域,然而,至多管控“南北二道”与沿途诸国,未能实现对天山北麓地区的有效治理,匈奴始终是当地极其重要的势力存在。掌控塔里木盆地,汉朝一定程度上实现“断匈奴右臂”战略设想,但是,匈奴凭借天山北路与西域、乃至更远的西方世界保持交往,“断匈奴右臂”战略未能根本实现。匈奴仍以西域为依托,获取资源、对抗汉朝。 四 从“欲闭玉门、未来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