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耻论到反抗20世纪80年代南京长江中下游的南京火灾.docxVIP

从国耻论到反抗20世纪80年代南京长江中下游的南京火灾 伤口的记忆是人类在经历突发性和灾难事件时，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超出了个人的可及性，导致伤口的生理，尤其是心理伤口。对于创伤记忆的研究最初主要集中于心理学领域, 近年来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趋深入人心, 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反思战争、大屠杀、核爆炸、恐怖袭击等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研究也从心理学层面扩展至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尤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 “创伤记忆”已经成为阐释民族文化心理, 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创伤记忆。作为中华民族创伤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大屠杀已经超越个人记忆, 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而这种民族的集体伤痛也积淀成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无法抹去的文化创伤。文化创伤往往与社会认同的改变相伴而生, 也就是说, “当某个集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 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 成为永久的记忆, 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认同, 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创伤记忆的内在放大对抗 根据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1937年12月中旬至1938年初, 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军民。80年后, 在中国日趋强盛的今天再次审视这一历史, 无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加害方还是受害方, 我们都有许多更深入的新思考, 尤其是对于那些大屠杀的死难者和幸存者, 公众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反映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正经历一场不易察觉却又不容忽视的社会认同危机。这种社会认同危机往往以一种隐蔽的、迂回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 势必对社会产生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 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述:“南京大屠杀不但是我们的不幸, 更是我们的耻辱, 我们的同胞被当作畜生一样杀害, 固然说明侵略者的凶残、野蛮, 但我们国人就没有责任吗, 我觉得正是我们的怯懦、麻木成全了敌人的暴虐, 增强了敌人对我们的鄙视。”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 “受难者是无法玷污的”, 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人类历史上, 这种对受难者的诘难并不鲜见。以色列建国之初, 为了构建国家的合法性, 犹太复国主义者极力推崇古犹太人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 不能理解600万欧洲犹太人竟然没有丝毫反抗, 如“待宰羔羊”般被纳粹屠杀, 他们认为这种怯懦和软弱是民族的耻辱。同时, 那些九死一生的犹太人在肉体和精神上所表现出的孱弱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从而加深了社会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蔑视和嫌恶。对于欧洲犹太人幸存者而言, 那些苦难的经历成为他们的耻辱, 对此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无助, 但是为了生存, 为了尽快融入社会, 许多幸存者不得不选择沉默和“遗忘”。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二战中欧洲犹太人死难者并未得到应有的纪念, 甚至被“遗忘”。这与南京大屠杀记忆在战后一度经历的“沉寂”相似。由此可见, 创伤过后的社会认同危机并不是个别现象, 尤其是在创伤心理形成的防御期 除了上述的“国耻论”外,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所面临的社会认同危机的另一个现代表征是刻意放大反抗的力量。这一表征往往更加复杂和隐蔽。长期以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 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与反抗同在, 屈辱与光荣并存” “抗日神剧”是近年来十分活跃的电视剧类型, 它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抗日战争那段记忆的客观认知。这种“抗日神剧”无视历史事实, 大大淡化了抗日战争的艰巨性、长期性和残酷性, 将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娱乐化为“手撕鬼子”的儿戏。令人费解的是, 这种戏谑式、严重歪曲历史的“抗日神剧”的收视率却不低。人们一边批评它歪曲历史, 一边又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容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除了当下“娱乐至上”的风气使然之外,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抗日神剧”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大众希望摆脱战争创伤所带来的耻辱感和重塑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的强烈愿望。相较于与胜利相关的记忆, 创伤记忆会削弱集体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所以人们越感同身受, 越趋向于与之保持距离, 且越希望通过否认、回避重构过去, 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防御和自我保护机制。这种否认、回避的言行越激烈, 越能反映出创伤主体所经受的社会认同危机的严重性和构建新的社会认同的迫切性。 习得性模式:从自身角度解释情境,扩大参与国际合作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所面对的社会认同危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探寻社会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 对于正确认知南京大屠杀这段创伤记忆, 重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社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所面对的社会认同危机表征中不难发现, 所有诘难的焦点都集中于现在的人们无法理解面对屠杀时中国军民为何不反抗, 任人宰割, 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反抗? 南京大屠杀迄今已经过去了80年, 经历过当年那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