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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之际寒人力量崛起与文学
金宋时期,寒族力量的崛起也给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讨论寒人与文学的关系之前,有必要了解寒人一词的内涵和使用范围。大致说来,寒人和寒士是指其先辈——特别是父祖辈无显赫社会地位,而使子孙无晋身之资者。寒素一词,西晋时荀组曾认为:“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
除寒人、寒门、寒素外,还须明白“素族”、“素门”的涵义。唐长孺先生论证说:“东晋南朝时所谓素族、素门等,或是对宋室而言,或是对家世显贵受封爵邑者而言。而最一般的用法,实即士族的互称,其对宗室或贵戚公侯而称者实际上也是指士族。因此素族不但不能解释为寒门,而且恰恰相反。这一点看来,萧道成自称素族,并非谦抑,却有一点高攀。”
上(宋明帝)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明帝王皇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妇人形体。以此为乐,外舍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帝大怒,遣令后起。
王皇后为王景文之妹,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琅邪王氏,以“寒乞”视之,自是不以门第,而是指其家当时的势位和经济状况而言。刘宋皇室虽有权势,出身却卑微,宋武帝也从不讳言。随着他们的显贵,也在逐渐改变文化修养,但其审美趣味和修养还是不能同王谢等高门士族相比,所以上述帝后的冲突颇有寓意,实则代表着士族和庶族在门风和文化修养上的分野。这当然是一个个例,实际的情况要较此复杂。因此,有必要先讨论一下晋宋之际寒人力量崛起的大致过程,进而分析其对文学的影响。
士庶之别虽在晋宋之际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但“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之弟,早年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他继谢安之后掌权,代表皇室及其自身的利益,不信任高门士族,多起用寒庶。《晋书·司马道子传》:
于时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绀姆尼僧,尤为亲昵并窃弄其权。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嬖人赵牙出自优倡,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因赂谄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骠骑谘议参军。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
所谓“小竖”、“优倡”、“捕贼吏”等,自是出于寒庶。王国宝虽为太原王坦之之子,谢安之婿,但其人品卑劣,已为谢安所不齿。他为司马道子之所宠昵也是通过谄媚这条路,与“小竖”们并无两样。司马道子后来为其子司马元显架空,元显血气方刚,又自以为风流名士,更是骄侈。他也同样任用寒人,如《晋书》本传载:
庐江太守会稽张法顺以刀笔之才,为元显谋主,交结朋援,多树亲党,自桓谦以下,诸贵游皆敛衽请交。
道子父子虽为桓玄所灭,但无论是高门士族,还是皇室,都已经无法控制朝政了,大权开始操纵于桓玄等将门之手。桓氏虽为士族,最多不过二流而已,且为将门世家,颇为侨姓高门所轻。
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但赵氏所言“寒人”多指被恩幸者,尤指近习内臣,“机要”指的是典鉴、中书省和制局监等。实际上,所谓的“寒人掌机要”固是事实,但在谈及寒人之崛起时,“寒人”的外延更应扩大。且不说南朝皇室本出寒门,大批以武功致通显的将领更是寒人,恰恰又是这些寒人掌握着大权,如垣护之、到彦之、王敬则等等。这些人在心理上虽倾慕高门士族,可毕竟起自寒微。如王敬则与琅邪王俭俱号开府仪同三司时,王俭称“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敬则非但不怒,反而欣然说:“我南沙县吏,徼幸得细铠左右,逮风云以至于此,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何恨!”
刘裕虽起自寒微,佐业功臣如刘穆之辈也多为寒人,但刘宋王朝建立后,需要重建社会秩序,守成时势必采取与创业时不同的策略,诚如曹操所言“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
《宋书·宗悫传》:“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
《宋书·隐逸传》:“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共建。”
《宋书·臧焘徐广傅隆传论》:“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本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
这些措施为元嘉及其以后寒人的崛起打下了社会基础。因为寒人的崛起一般只有通过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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