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docxVIP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自1993年以来，中国首次引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刑事赔偿制度，并继续在《基本法》（1999年）和最高人民法院对部分民事纠纷的审判中解释了适用法律。（2003年）、《劳动合同法》（2007年）、《食品法》（2009年）、《刑事责任法》（2009年）、《旅游法》（2013年）和《商标法》（2013年）等许多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规定。 然而，惩罚性赔偿制度自引入我国立法一直作为既有体系的异质性因素存在，围绕其产生的分歧和争议从未间断。一些争议至今尚未得以澄清和回应，在惩罚性赔偿制度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再次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理论瓶颈。本文拟首先对所涉争议进行归纳，由此阐明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两个理论困境，然后剖析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突破惩罚性赔偿制度困局的出路。 一、 惩罚性赔偿的理论质疑与现实困境 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我国立法一度引起理论界巨大争议，掀起了持续几年的讨论热潮，本部分拟再次梳理这场针对惩罚性赔偿的理论质疑观点。对质疑观点重新审视有利于循其脉络发现更深层次的冲突根源，进而从“元冲突”层面解决问题。惩罚性赔偿制度自1993年正式引入我国立法之后，围绕其产生的质疑观主要有： （一）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 这一角度主要基于传统民法的思维，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与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有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补偿的数量必须与造成的损失大小相适应，即不能少于损失的数量，不能应使受害者得到比受到损失更多的利益。” 传统民法体系内基本上难以容纳惩罚性赔偿制度，即使接纳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民事立法引入的观点，也将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侵权领域。“它只能适用于侵权民事责任，违约责任中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依据传统民法“同质补偿”、“损害填补”的基本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实给予了受害人超出其损失的额外利益，在民法既有理论体系内无法对这一现象作出恰当的解释。大部分反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观点，也正是基于其与民法理论的“同质补偿”、“损害填补”原则相冲突的原因，无法依据民法既有理论体系作出恰切的解释，因此否认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原有民法框架内的存在。 （二） 惩罚性赔偿制度“叶公好龙”式的遭遇 惩罚性赔偿制度遭受质疑另一角度基于对私人执法的质疑。这类观点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视为“私人执法”性质，因此依据“平等主体之间无惩罚权”的理论，否认惩罚性赔偿作为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这一类观点在“王海打假”事件后集中出现，“王海打假”事件折射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叶公好龙”式的遭遇：当惩罚性赔偿制度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之时，却引发各种担忧和限制。在关于“王海打假”现象的讨论中，有观点直指这一现象中所涉的“私权”、“公权”问题，认为“惩处违法犯罪主要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而不是公民或受害人，‘王海现象’的错误在于他们把一个‘公法’范畴的权利运用到‘私法’范畴中去”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挥了良好的实践效果，然而，其缘何与既有法律体系产生如此之大的理论差异，该制度与现有理论体系的冲突根源何在？回答这些问题，均需要对惩罚性赔偿制度作进一步的理论剖析。 二、 惩罚性赔偿制度传统理论的自然演进 对惩罚性赔偿制度所遭遇的理论质疑，目前仍无令人信服的解释，惩罚性赔偿尚处于理论争议的困境之中。有学者不断寻求惩罚性赔偿与传统民法关系的协调，试图通过将“惩罚性赔偿”解释为“多倍赔偿”，以此突显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奖励功能”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实践，产生于实用主义观念的基础上，而非大陆法系理性主义影响下理论建构成果。“惩罚性赔偿金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英格兰首次见诸于法律。随后，在不同的背景下做出了类似的判决，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不仅在殴打、非法监禁、诽谤、诱奸以及恶意诉讼的案件中，而且在非法侵入土地甚至侵夺动产的案件中，一次又一次地授予了惩罚性赔偿金。” 大陆法系在体系上采取公、私法划分的逻辑进路，将行政处罚、刑事责任等公法手段作为对违法行为惩罚的主要方式，民事责任则主要为受害主体所遭受的损失提供补偿。在公私法划分的二元架构下，传统民法将“同质补偿”、“损害填补”作为自身体系的立论基础。大陆法系的损害赔偿理论即认为，“损害赔偿之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受之损害，俾于赔偿之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 我国民法理论基本沿袭大陆法系的传统，具有概念化、抽象化、体系化的理性建构特征。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英美法系自然演进的结果，引入我国法律体系后，同样存在与既有理论体系之间异质性冲突，甚至可能阻断原本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大陆法系国家学者反对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该制度有混淆公法与私法之间界限、破坏私法体系和谐之嫌，我国持反对意见学者也多支持此观点。” 三、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