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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与尼采的修辞之争 如果检察官开始批评这一理论并低估所有价值观，他必须克服从希腊开始的理性主义传统。为了消除意识形态的阴影，庄子自然使用了一种新的修辞武器，并以美学酒神对话的形式消除意识形态的阴影。相反的是，他把柏树强大的对手的修辞作为联盟的另一个例子。修辞学兴盛的两个时期分别是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形成之前及其衰落之后，柏拉图和尼采是分别站在两个不同转折点上的巨人——反对修辞学的柏拉图和赞颂修辞学的尼采，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这一对针锋相对的形象。 不过无论是反对还是赞颂，都表明修辞学对哲学而言意义重大，而当我们开始进入他们的文本去探寻这一意义的时候，却会发现柏拉图和尼采都是如此重视修辞，以致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在柏拉图的很多对话特别是在《斐德若》（Phaedrus）中，他（或对话中的苏格拉底）都尝试对修辞学进行哲学的改造，以批判的方式将修辞学内化于哲学之中。而尼采推崇的修辞学则是柏拉图改造之前的，特别是古希腊智术师们的修辞学。可以说，柏拉图看重的是修辞学的建构力量，尼采看重的则是修辞学的解构力量，而摧毁和创造、生成和消逝在尼采看来恰恰是一体的，那么，尼采在声称反对柏拉图的时候，又在何种意义上走近了柏拉图呢？ 哲学与民众：苏格拉底的“模仿” 我们的问题首先是为什么柏拉图和尼采在新旧观念转换的重要节点上，都以某种方式将修辞学引入哲学，而且有意识地运用修辞进行言说。首先，他们都有深刻的东西要表达，但却缺乏合适的听众和对话者。在《申辩》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穿梭，去考察政治家、诗人和工匠们的智慧（Plato,Apology 21e-22e），因而引起人们的忌恨；尼采笔下的扎拉图斯特拉初次下到城镇去传授超人，遭到市场上民众的嘲弄，最后只“捕获”了一具尸体。深刻的思想总是孤独的，而越是深刻的思想也越是有传播的冲动，就像太阳播撒它的充沛之光、水似黄金从满杯中自然地流溢而出（《扎拉图斯特拉》31），苏格拉底则将这种冲动解释为“神的意愿”（Plato,Apology 23b）。但是在浑浑噩噩的民众面前，深刻的思想必然无处扎根。 无论苏格拉底和扎拉图斯特拉，或柏拉图和尼采有多么深刻，他们都难以聚拢人心，他们有着共同的苦恼。尼采指出，“世界围绕着新价值的发现者转：——无形地旋转。然而，民众和荣誉却围绕着演员们旋转：这便是世界的运作”（《扎拉图斯特拉》97）。在他看来，民众代表着思想的惰性，他们是旧价值的守护者，是真理和道德的奴仆，是新价值的敌人，“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权力意志》7）。因此，尼采对代表“群畜道德”的基督教精神和迎合民众偏见的启蒙精神深恶痛绝：从弱者的利益出发构建道德的谱系，以及在自由平等的口号声中让哲学俯就民众，都是在放大并固化旧价值。民众围绕着演员们转，但哲学不能围绕着民众转，否则真理之光在现象世界就会逐渐暗淡，这同样是柏拉图的忧虑。 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哲学的最大敌人是智术师及其修辞学，苏格拉底在不同场合都指责智术师们收取学费、兜售智慧。智术师在当时就像今天的明星，吸引着大批民众，《普罗泰戈拉》的开篇就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熙熙攘攘的场景：普罗泰戈拉在众人的围绕下光彩四射，所到之处人们被他那奥菲斯一样美妙的声音所吸引，如众星捧月一般围绕在其周围（Plato,Protagoras 315b）。而智术师们所传授的修辞学在苏格拉底看来无非是哗众取宠的伎俩，在《高尔吉亚》中他将修辞学和美容、烹饪等技艺并置，指责修辞学不过是一种“奉承”，“向儿童、妇女、男人、奴隶、自由人发表演说”（Gorgias502d）。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将诗等同于修辞，因其通过模仿而迎合民众：在无知的大众面前显得美的东西他就会去模仿（Republic 602a-b）。在这一点上，尼采和柏拉图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他借扎拉图斯特拉之口斥责追求虚荣的“智慧者”：“你们所有著名的智慧者啊，全都为民众及其迷信服务！——而不是为真理！正因为这样，你们才受人敬仰”（《扎拉图斯特拉》181）。原来经过千年的轮回，那些所谓“有”智慧的人仍然不是向上追求真理，而是向下追求荣誉，新价值的创造者不仅不被理解，还被视为异类，这是苏格拉底在雅典、扎拉图斯特拉在市场上的相似遭遇。 所以，当苏格拉底和扎拉图斯特拉带着深刻的思想进入城邦或民众当中，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说方式，特别是当他们寻找能够同行的伴侣时，更需要使自己的话语不被乌合之众的唾沫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要关心自己将要说什么，还要关心如何言说。先来看苏格拉底的情况，他在为自己申辩时一再强调自己说的是“真话”，实际上他在法官面前运用了独特的修辞；而至于他为何要如此言说，他在《高尔吉亚》中将自己的被审，比作一个医生被一个厨师指控而被小孩儿们审判（521e），面对这样的控告者和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