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对董仲舒良知对策的阐释.docxVIP

论《史记》对董仲舒良知对策的阐释 董仲舒的《圣人使者》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治观念和汉帝国的政治趋势。它对汉初实行的制度，用犯罪名称统治国家，起到了主导作用。因此，后人将其概括为“废除所有家庭，尊重儒家思想”。所以, 班固在《汉书》中使用了重要篇幅, 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 对这样一件深刻影响到汉帝国治国方略及政策的历史大事, 奇怪的是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几乎只字未提, 似乎这件事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一样。由于《史记》在中国历史著作中具有显赫地位, 这就引起了后人对这一现象的很多猜测。如有人认为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并没有对汉武帝产生那么重要的影响, 只是由于《汉书》的夸大, 才显得重要起来。还有人认为, 董仲舒当时在儒家各学者中的地位很普通, 并无特别显著之处, 所以司马迁只是把他纳入《儒林列传》, 与申公、王臧、辕固生、韩生、孔安国、伏生、胡毋生等一并叙述。 那么,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董仲舒“贤良对策”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司马迁心中董仲舒到底有没有特殊地位?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状态对他在史实的选择与表述上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研究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贤良对策”一案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确定的一点是, 汉武帝在窦太后去世后亲自执政, 确实采纳了当时有儒学背景大臣的意见, 曾下诏让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 收集并听取他们对朝廷治国理政的意见。而董仲舒也确实参与了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活动。这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有记载。《汉书》在《武帝纪》与《董仲舒传》中都提到了董仲舒的参与。元光元年五月, 汉武帝下诏召贤良之士垂询, 让他们针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上书对策。诏曰:“今朕获奉祖庙, 夙兴以求, 夜寐以思, 若涉渊水, 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 上参尧舜, 下配三王!朕之不敏, 不能远德, 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 受策察问, 咸以书对, 著之于篇, 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 司马迁并没有回避这件事, 但他的记载极为简略, 对武帝垂询的过程及所了解的问题, 对贤良文学之士的参与情况及对策内容, 都没有详细叙述。只是在《儒林列传》中用极为概括的一段话一带而过, 也没有特别提到董仲舒的突出表现:“及今上即位, 越绾、王臧之属明儒学, 而上亦向之, 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 于齐则辕固生, 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 于赵自董仲舒。” 从司马迁与董仲舒的个人关系看, 两人之间并无思想对立相悖之处, 亦无是非恩怨或私人芥蒂, 且相互之间还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儒林列传》中, 司马迁曾这样评价董仲舒:“以治《春秋》, 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 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 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 其精如此。进退容止, 非礼不行, 学士皆师尊之。……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 而弘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 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 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 疾免居家。至卒, 终不治产业, 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其传公羊氏也。” 当然, 也有人说, 因司马迁对公羊春秋学的历史观点不甚赞同, 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灾异之说持怀疑与批判态度, 故对其上武帝之策不予记载, 这似乎也说不通。司马迁在《自序》中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际, 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贱不肖, 存亡国, 继绝世, 补弊起废, 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 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 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至于董仲舒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中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史记》不予记载, 但作为历史事实, 应是不容怀疑的。其理由如下:一是班固著《汉书》不会凭空杜撰。《汉书》作于东汉, 这期间虽然经过了两汉之间的政权交替, 但东汉仍然奉西汉为正朔, 对西汉王朝保持了应有的继承与尊重。这不像其他异姓王朝的皇权更替, 后朝修史往往有所篡改、伪饰。东汉距西汉时间不长, 官方档案文件应有相当程度的保存, 班固修《汉书》肯定参考了这些档案文件。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及仲舒对策,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 由此可见, 司马迁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既非两人之间的个人问题, 亦非这件事情本不存在或不重要, 而是另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