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大江健三郎外国文学史.pptVIP

大江健三郎：用文学重建美好人性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在川端等作家全力表现的传统文化惨遭现代文明破坏后，大江的作品通过象征性的想象连接着传统与现代，并力图重建美好人性。 大江健三郎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在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度过的。 民主主义体制成为大江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大江建立了对民主主义的信赖。他觉得，这一切构成了他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大江从农村到地方城市、再从地方城市到首都东京的人生经历，其实是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知识青年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中，“徒劳—墙壁”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互相作用。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大法文系。随后，他踏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 在1959到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中心的地位。 在《我们的时代》里，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战后闭塞的社会现状，探求通向未来的道路，结果却得出了悲观的结论。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天皇制的态度。 社会上日益浓厚的民主主义空气，而这些因素则促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之一。 残疾儿的出生是他个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胁是人类的不幸，而他则必须同时承受这两种不幸。 他最终认识到:“小说必须给人以勇气，必须鼓舞人们奋发进取，要以广岛人为榜样，和残疾儿子一起顽强地生活下去，并把和儿子光共命运的生活作为主题，鼓励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成为自强自立的人。” 从痛苦中挣扎出来，1964年大江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空中怪物阿归》和一部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 这两部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者之所以会在同一年里写出两部结局相反的作品，可以说在作者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表现残疾人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自己的故乡为舞台，表达作者的焦虑：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 大江用现代派的手法表现着人类生存的沉重主题：核威胁下人类的未来，身为残疾儿父亲的苦乐悲欢。 大江健三郎对于日本现实社会是不满意的，但又没有发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实际楷模，于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绘乌托邦——理想国的形象。 关于“森林和山谷”的乌托邦和他的故乡密切相关。 森林一峡谷村庄成为进人大江文学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