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看中西医学的起源和发展读文树德《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docxVIP

从中西文化看中西医学的起源和发展读文树德《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 根据拉桑戈九（1954-）1999年的“身体语言：从中西文化的角度来看身体的秘密”，以及《美丽的身体、血液、内脏和圆形身体》（1933-），以及《胜利与胜利：早期希腊科学和早期中国医学》（g.e.r.11183.），赛文（n.sivi，1931-）使用了2002年的“形式与名称：早期希腊和中国的科学和医学”（即文本：科学和莫比特和中国；以下简称“形式与名称”）。2003年，威斯敏斯特出版了一本德国杂志。“东西治疗方法：什么是医学？”。2009年,该书由美国人赖默斯(Karen Reimers)译成了英文(图1)。 出版简介中称: 这是第一本全面比较中西医学两千年发展的著作，从公元前几世纪医学的起源，一直到近代分子生物医学的兴起，再到西方对传统中国医学的接受。文树德颠覆性地阐释了医学理论变迁的基本动力，并将中西医学的历史置于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之中，并论及其他情景因素。 然而，如此宏伟的目标是否实现了呢? 英文版全书共有236页，分有99个小节，交替论述中西医学。从内容上讲，可粗略分为四大板块:1—30小节重点论述了中西医学的起源，31—61小节重点论述了中西医学在古代的发展，62—78小节重点论述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兴起，79—99小节重点论述了19世纪之后传统中国医学的境遇。全书最基本、最核心、贯穿始终的论点在于:医学决定于所属文化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反映了此种文化的政治理想。这种解释模式，可以称之为“社会-政治模式”(A Social-Political Pattern)，将思想层面的发展归结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 全书首先着重对医学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文树德对“医学”(Medicine)和“治疗”(Healing)进行了区分:“医学”需要用自然规律对疾病进行解释，其有赖于对某种恒定性和规律性的发现;而“治疗”则包括能够预防或消除疾病的一切手段，可以是纯经验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很晚才出现:它于公元前5世纪在西方出现于古希腊，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在东方出现于古中国。(，9页)那么，为何“医学”突然出现了呢?这两个时期有什么特别的促进因素么? 对于“中国医学”的出现，文树德诉之于一股强大的外部动力(external impulse)，即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这对“医学”的出现具有关键性的促进作用。(，13页)这一点与《道与名》有些类似，后者同样强调统一事件对于科学史和医学史的重要影响。文树德认为，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剧烈变迁，使得人们产生了“对秩序的渴望”(longing for order)。人们不仅试图改变社会的混乱局面，更试图改变宇宙的混乱局面。荀子“天行有常”的思想代表了对自然规律性的认识，而法家则试图为社会制定一个类似的规则。(，19页)可以说，《内经》的作者们并没有创造什么特别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是将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理想投射到了人体上。“治”国与“治”病，二者均是要改变紊乱的局面，恢复原有的秩序。国家的行政机构与身体的内部器官一样，都有一定的等级，并都起着调节作用，都维持着正常的运转。(，20页) 文树德在后文中又称:“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九世纪，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文化精英阶层都青睐一种医学，这种医学在古代天下一统的社会结构中广受欢迎。它的流行正是因为它符合了儒家和法家中那些哲学家们的社会和政治理想。”(，189页)这段话可以基本反映本书的核心主张。这与其在《黄帝内经素问:古代医学文本中的自然、知识和意象》(Huang Di Nei Jing Su Wen:Nature,Knowledge,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2003)一书中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内经》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产物。然而，难道《内经》仅仅是儒家和法家的政治理想所带来的副产品么?将“医学”的出现仅仅归结于外部因素又是否合理呢?秦汉医学的发展是否有其内在动力?这里不能对此详细探讨，仅能表示质疑。 对于“希腊医学”的起源，文树德同样诉诸于外部动力，认为理解的关键同样在于“法”(law)。(，27页)然而，他对这部分的论证非常之弱。他没能很好地把“社会-政治解释模式”推广到希腊，没能很好地说明希腊的“城邦法”、“自然法”与“医学”之间的关系。虽然驱逐城邦的罪人和驱逐病源有些类似(这一点劳埃德早有论述)，但是用民主制来解释阿尔克迈翁(Alcmaeon，活动时期为公元前6世纪)的“平衡”思想却过于牵强。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变动恐怕亦难以成为促使“希腊医学”出现的强大的外部动力。在这个问题上，劳埃德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那便是“自然的发现”(The Invention of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