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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园》的当代意义 1904年1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达钦科（slavniko）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将齐贝夫的戏剧《樱花园》引入舞台。这部电视剧是由病魔鬼引起的齐贝夫的绝笔。但当时恐怕没有多少人预料到,《樱桃园》这部极富抒情味的剧作,将在此后一百多年间赋予不同时代的导演和演员如此宽阔深广的舞台阐释空间,以至于人们不禁想起契诃夫说过的一句话:“从误解开始,以误解结束,这就是我的戏的命运。”回顾《樱桃园》百年来的舞台阐释,可以发现,《樱桃园》的确是在误解中被搬上了舞台,直至今日俄罗斯的戏剧舞台上仍在延续着各式的误解。但同时,这一次次的误解却又显示了人们对这部戏深广的意义空间的不断探索与思考。 一 悲剧性与戏剧性的运用 契诃夫构思《樱桃园》是在上个世纪之交。或许,正是世纪末普遍的精神困惑,使《樱桃园》没有像8年前另一部戏《海鸥》那样首演遭败,而是一下子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不过,首演的成功与轰动并不能掩盖剧作家与导演之间的隔阂。导演与剧作家之间“永恒的对话”在《樱桃园》首次排演时便产生了。只是,从《樱桃园》诞生至1920年代末,舞台的多元化阐释使该剧在它最初的20多年里获得了较为宽广的意义空间,为其将来的意义拓展奠定了基础。 最先将《樱桃园》搬上舞台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下文简称斯坦尼)对该剧的阐释影响深远。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观众的情感,甚至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苏联乃至中国读者也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人们不自觉中是在用斯坦尼的眼睛来阅读剧本,是在用斯坦尼的情感诠释着心中的“樱桃园情结”。 斯坦尼所奉行的“感受—体验”表演理论要求他必须尽量贴近剧作家的本意,尽管事实上这很难实现。他充分注意到了契诃夫在给剧本命名时对“樱桃的”一词之重音的改变。1他曾回忆道:“契诃夫坚持把《樱桃园》的重音放在‘ё’上,仿佛力图以此来抚慰那过去的,美丽的,而如今已无用的生活,这种生活他在剧本里含着眼泪摧毁了。”(P.344)这说明,在斯坦尼看来,对正在逝去的,美丽但已无用的生活的泪别,是该剧最本质的情感。这也正是斯坦尼对《樱桃园》的最初把握。于是,1904年1月呈现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舞台上的首次演出,是一出地道的抒情悲剧。抒情氛围的营造体现了斯坦尼对契诃夫戏剧艺术境界的深刻领会。然而,悲剧性感伤氛围的烘托,把《樱桃园》界定为“沉重的戏”,又引来了契诃夫的不满,被契诃夫称为“愚蠢的感伤主义”。还在剧本的构思阶段,契诃夫就曾在给妻子克尼碧尔的信中说,“这部戏是轻松愉快的”。(P.223)1904年3月,契诃夫又一次在信中向妻子抱怨说,“我的《樱桃园》在海报上被称做‘正剧’,这使我很苦恼。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根本没有弄懂我写的东西”。(P.370) 的确,契诃夫将《樱桃园》界定为“四幕抒情喜剧”。他的这一设定为后来的导演们提供了一个至今仍未彻底解开的体裁之谜团。而斯坦尼则不幸成为第一个陷入该谜团难以自拔的人。“悲剧性地”和“喜剧性地”理解“樱桃园情结”,是对该剧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方式。在自己的艺术直觉和剧作家本人的观点之间,斯坦尼难以适从。在排练过程中,契诃夫不止一次地与斯坦尼争论,指责他让观众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指责他使女主角朗涅芙斯卡娅表露出更多伤感,把一出喜剧导演成了名副其实的悲剧。 为了迎合契诃夫,斯坦尼后来在彼得堡的巡回演出中曾尝试着做出调整,以期在舞台上增加喜剧性因素。他的调整分为两方面。一方面,通过突出加耶夫、叶比霍多夫等人物的滑稽性言行,增强舞台的“轻喜剧”因素。另一方面,在大学生别嘉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俄罗斯未来的希望,以期增添剧中的“亮色”,以此来冲淡全剧的忧郁感伤气氛。然而,他的这种尝试并未获得契诃夫的认可,因为斯坦尼只是把“喜剧性”定格在人物的日常行为上,添加了一些外在的喜剧因素,其结果是更多地让人物发笑,而不是让观众发笑。即使人物在舞台上的滑稽性举动有时也可以换来观众的笑声,但这种笑声与契诃夫所期望的整体的内在喜剧精神已相去甚远。而对大学生形象的阐释也与契诃夫剧本中的形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契诃夫眼里,这个“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喜剧性人物,他在契诃夫笔下绝无可能成为高尔基作品中那类代表俄罗斯未来与希望的人物。在这一点上,当时年轻的导演梅耶荷德倒是更贴近了契诃夫。当他饰演的大学生在舞台上发出“你好,新生活!”的感慨时,剧场里一片笑声。(P.178) 斯坦尼的调整使他自己处于尴尬之境:彼得堡的评论界认为巡回演出扼杀了契诃夫的忧郁,而作家本人则并不认可他的改动。斯坦尼其实并没有理解契诃夫所说的喜剧精神。这也导致了斯坦尼对剧中其他角色的处理与契诃夫的本意有了明显的距离。譬如,契诃夫在构思商人洛巴辛这个角色时,脑海里浮现的是斯坦尼的形象。可以说,这个人物就是为斯坦尼本人准备的。所以,他一直坚持这个人物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