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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孟实与80年代现实 改革开放30年后，人们忍不住把重点放在了80年前。八十年代无形中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座界碑, 一种标杆。八十年代中期出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在他的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现在正时兴回顾八十年代。至少, 那时的文学确是常有新意, 《上海文学》, 李子云任执行副主编, 他们发表的阿城的《棋王》, 曾经多么轰动!……当然也时有争论。刘再复的主体精神论与性格二重论, 引来了姚雪垠老作家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批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发表在《花城》上, 她的骇世疾俗的有些说法和做法也令人反感。包括残雪的风格与高行健的小剧场剧作实验, 说法各不一致。不一致, 没有什么不好。然而整个的格局已经形成, 文学正在开拓, 精神生活正在日益活泼, 希望与不安、矛盾与生机, 尝试和误判都在发展。” 人艺的回归:现代戏剧的“新发展” 在进入“另一种解读”之前, 先谈谈《天下第一楼》的舞台前史与现实认同。有必要提及一下1988年前后北京乃至整个全国的戏剧情状和动向, 普列汉诺夫说过:“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他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 而且越是大作家, 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越强烈越明显。”八十年代的戏剧创作始于话剧危机, 但又在危机中显露生趣。有人曾总结说, 新时期以来的十年话剧, 是伴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在复兴与危机、反省与怀疑、困惑与惊喜中交替并进。在围绕“话剧十年”的讨论与反思中召开的“青艺第八届创作笔谈会”上, 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指出, “形式上的创新值得鼓励, 但它也有局限性, 有难以为继的一面。要真正把话剧搞上去, 还应有点更深的东西。用北京话来说, 就是要有点干货。这个干货就是指对我们的时代, 对我们的生活, 要有深厚的积累, 要有体验、思考和激情。艺术家应该把心踏下来, 真正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的生活, 研究我们的艺术。好的作品往往都不是在那种大喊大叫中出现, 而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产生的。” 1988年初,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连上了两个大戏《太平湖》和《背碑人》, 结果都不如人意。6月《天下第一楼》上演前, 剧院让何冀平为剧场门前的演出预告写点什么。何冀平挥笔写下“桌前推杯换盏, 盘中五味俱全。人道京师美馔, 谁解苦辣酸甜。”这部承继老舍京味话剧醇厚意蕴的舞台剧, 票房一直居高不下, 使得曾经冷寂了近两年的首都剧坛陡然轰动热闹起来。时任《北京晚报》记者的过士行在当年6月13日的《北京晚报》上写道:“人艺再次成功地展示了她的现实主义戏剧的魅力, 精致的布景和生活化的表演把观众领入一个舞台幻觉的世界。这样的戏剧演出样式, 曾使无数观众为之倾倒。……剧中的堂头、掌柜、厨子, 以及三教九流的食客个个形象鲜明, 富有个性。精彩的台词, 浓郁的京味儿, 令人疑是老舍在与北京人艺重新合作。”剧协的老人李超挥笔《调寄〈唐多令〉》:《天下第一楼》, “台气象优。帏幕中, 旧世重游。人艺风格尤展现, 编导演, 冠冕旒。商业靠良谋, 孟实独善筹。也改革, 矛盾不休。形象典型决造就, 真实感, 更堪讴。”评论家们也忙活起来, 有叹这个剧“对于人生的历练;对于历史和世情的洞明以及语言运用的老到”;有肯定该剧对开放的公共空间的选用“为编导者提供了一个描摹时代风情、人生世态、历史变迁的极好机会”。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祝肇年指出, 《天下第一楼》能够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征服那么多观众, “就在于它占了一个‘真’字。这是它最根本的强点。这里, 一切精湛的技巧——写作的、导演的、表演的、舞美的, 全都隐没在夺目牵魂的形象之中, 返朴归真。这部戏是风俗画, 但它展现的生活本身却含有哲理的内蕴深度, 它给人以苦涩之感和宽广的思维空间……现实主义不是陈旧问题, 对一些作家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 画鬼容易画人难, 《天下第一楼》受到赞扬, 正说明它是现实主义解放的成果。” 80年代中后期, 在一些突破传统戏剧模式自觉探索实验的现代剧目锣鼓喧天粉墨登场之际, 戏剧界就涌动着一股复归现实主义的暗流。其时, 形式革新的话剧作品大多富有活力, 但同时不可否认地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有论者抱怨戏剧创作在人学上的困顿, 有论者指出创新话剧满台概念化的象征物, “形式上更新了, 但编剧意识还极为陈旧。”呼吁该是作高层次回归的时候了。有论者认为, 话剧十年, 只不过是匆匆地快速浓缩了的“中体西用”。“中体西用”的实质是“旧体新用”, “戏剧理论和创作在根本的深层的总体观念层面上是旧的, 在枝节的外显的技术的物质层面是新的。”继《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之后, 信守戏剧现实主义的人们再次抓住时机, 借《天下第一楼》集体庆贺现实主义阵营的又一次胜利。时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在一次采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