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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出土的唐三彩陶瓷 20世纪20年代，大量陶瓷器在扬州的唐代遗址和陵墓中挖掘出。它的数量、种类和颜色都很丰富，在中国东南部很少见。这为研究唐代陶瓷,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现对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如下。 一、工艺系统 所谓陶瓷的工艺系统,是指陶瓷的产地、窑口而言的。现将陶与瓷分开讨论。 (一)扬州出土的唐代陶器,大体上可以分为北方窑产的白陶、彩釉陶和南方窑产的印纹(或不印纹)硬陶、釉陶两个系统。在扬州出土的北方窑产的唐代白陶,均为素胎无釉,胎骨常呈一种极淡的黄色。其中扬州茅山唐墓出土的四系划花白陶罐(图五),大运河工地出土的四系堆花白陶罐(图六),还留有六朝青瓷纹饰的痕迹。其特点,一是形体较大,二是以堆划纹饰为主,三是纹饰多莲瓣和兽面,器身多饰凸出的弦带纹,系多为圆条捏捺而成,表现了许多早期的特征。 在扬州出土的北方窑生产的彩釉陶,包括单色釉陶、双色釉陶和三色釉陶(即三彩陶)。这类彩釉陶,不管是哪一种,胎骨都是以不纯净的高岭土制成的。由于产地不同,淘洗沉淀工艺不一,或烧造时窑温不同,胎骨呈色常出现一些差别。扬州出土的彩釉陶,一般说,以白色胎为多,淡红色胎较少,还可见到一种淡米黄色胎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扬州双桥出土的三彩鱼壶①、汶河西路出土的三彩三足炉(图八)、三彩弦纹碗(图九)、三彩六瓣瓜棱突花碗(图一〇)、三彩大盂(图一一)、三彩人面(图七)以及新华中学所在地出土的三彩小碟,“七八二”工程工地出土的三彩抱鸭俑(残)和三彩小盂(图一八)、三彩小马(图一)等。这些三彩陶器,无论出土于遗址或墓葬,大都属于实用器皿或玩具,而陕西、河南的三彩器,则多为明器。这是一个显著区别。 扬州出土的唐三彩,除了最为常见的流釉而外,有的采用分色分段着釉的方法,如汶河西路出土的那件三彩弦纹碗,就很有代表性。白陶上那种堆塑贴花工艺,在三彩器中也存在。如汶河西路出土的三彩瓜棱碗上的人物堆花等。此外,装饰方法还有印花和刻花,其中有的刻划花草动物的图形。在汶河西路出土的一片刻划小鸭形纹样的三彩枕残片,线刻清晰简洁,小鸭的眼以深褐色釉填点,尤为自然传神(图一四、一五)。 在出土的两色釉和单色釉的陶器中,较典型的有:扬州旧城仓巷出土的黄釉绿彩龙首壶②、城北红星大队附近出土的白釉蓝彩带盖罐③、扬州汶河西路出土的白釉绿彩碗(图一三),以及黄釉小盏、绿釉小鸟、绿釉小碗等。这些两色釉和单色釉陶,胎质和三彩釉陶一样,也是含有一定杂质的高岭土,唯一不同于三彩的地方,就是釉彩单一,釉水比较均匀。从坯胎的烧结度来看,这类彩釉陶中,以白色胎比较坚硬,淡黄色与淡红色胎松软一些。据扬州瓷厂化验室提供的三例吸水率测定结果,白色胎为7.7%,淡黄色胎为8.5%,淡红色胎为11.5%,以白色胎的吸水率最低。吸水率低,说明烧结度高,但烧结度均不到瓷化的程度。 扬州还出土了一些和三彩同一胎质的绞胎残碗和绞胎枕(图一二)等釉陶。这种绞胎纹饰的处理,大致有以下三种:一种以酱、黄、绿三色釉与胎土绞合在一起,从胎内到胎外,均可见到绞合的纹饰;一种是贴面绞胎,即在坯体上贴一层绞釉胎,然后再上一层透明釉;还有一种是彩绘绞胎,这实际上不能称为绞胎,只是在釉面上绘成这种纹饰而已。 上述彩釉陶从胎质和釉彩来看,很可能是属于河南、安徽等地北方窑的产品。北方窑以不纯净的高岭土烧造陶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在汉代已出现了翠绿、茶黄、浅绿、栗黄多种色彩的釉陶器。这些无疑对唐代三彩器的兴起有很大作用。 南方窑产的陶器,综合起来说,可分为硬陶与釉陶两种。釉陶施以无色透明的玻璃釉,外观呈现一种淡淡的青色,这是由于坯胎里的微量铁素,经还原焰烧造时,溶到釉水里呈色的结果。硬陶则不施釉。无论釉陶还是硬陶,其坯胎原料都属于碎屑岩类粘土。由于这种粘土含有较高的杂质,因此烧造出来的陶器呈色复杂,但大都为红褐色,即所谓“缸胎”,或与“缸胎”类似。扬州扫垢山遗址中出土的硬陶坛与坩埚,以及“七八二”工程出土的那件硬陶带盖壶,胎质粗糙坚硬,呈红褐色,均极类似“缸胎”。此外还有四系硬陶罐、硬质陶碾槽、碾轮、研磨钵等,都能反映出这类硬陶的特色。用这种碎屑岩类粘土烧制的硬陶,窑温常在1200℃左右,比之北方窑的陶器烧造温度要稍高一点。其烧结度往往高到粗瓷的程度。 南方窑烧造硬陶和釉陶的历史也很久远,可以上溯到相当于商周的儿何印纹硬陶。以往,扬州所出的印纹硬陶,其下限只定到西汉,而现在扬州师院唐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肩部印有雷纹带饰的火红色硬陶瓮,已把其年代下限延伸到了唐代。当然它的制造工艺水平,无论就坯料的精细、印纹的工整而言,都比早于它的印纹硬陶要高一些。而用耐火粘土烧造坩埚、碾槽、研磨钵等生产工具,使硬陶应用的范围,扩大到除生活用具以外的生产领域,这无疑是我国唐代制陶工业上的一个发展。 (二)扬州出土的唐代瓷器,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