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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占有量的相关性分析 一、 明清文献中的人的生存寿命 中国是四大古国家中唯一一个以5000年前的文明而闻名的国家。从秦汉统一以来，虽然历史文献丰富，但它仍然可以收集。我们可以从史料中收集大量关于中国古代生活和死亡的数据资源。我们主要根据《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这些可靠性较强的所谓正史, 辅之以地方志、族谱以及其它如《历代名人年谱》、《中国人名大词典》等文献资料。收集的原则是该人有确定的生卒年, 系正常死亡, 如被杀头或战死以及暴死或死因不明者则一律不予计入, 带有神话传说色彩的也不予计入。这样共收集了起自秦汉迄止明清约两千年间五千余人的生存寿命资料绘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见图1) 。图中横坐标是公元纪年, 纵坐标则是人均寿命。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生七十古来稀”。从图1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寿命最高的是西汉, 大大超过七十, 其它朝代除唐朝、明朝和清朝分别有过极短暂的“探头”外就都不及七十, 最低的几个时期是魏晋、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 其中五胡十六国时期人的寿命只有五十几岁。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条曲线呢?换句话说古代中国人生存寿命的这种变化和什么因素最相关呢? 二、 、生产力提高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人们普遍认同的一句古训是“民以食为天”。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应与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关系密切, 因此有必要对之作一简要回顾。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统治者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 普遍推行耕战政策, 以农业为本, 故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秦汉四百年间继承和发展此前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就和知识, 藉“大一统”之便, 大规模地在中原地区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并渐及南方和边区, 使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基本都上了一个台阶。汉代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实行三十税一。荀悦称“汉家之惠优于三代”1。汉朝推广牛耕制度, 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赵过创代田法, 改良田器, 提高了耕作效率。汜胜之发明的区田法更创出了高产奇迹, “上农区, 亩得粟百石, 中农区收粟得五十一石, 下农区秋收粟得二十八石”2。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 种族斗争加之阶级斗争都十分激烈, 战乱频仍, 人民颠沛流离, 人命贱如草芥。大量农田被毁损、退耕还牧或粗放经营, 相应地农业生产水平进步较少甚或还有倒退。但是整个南方地区经东吴孙氏政权及后来的六朝政权的经营, 耕作制度、植保技术、垦种方法、生产规模以及所应用的生产资料等均得以发展和提高。 隋唐时国家再度统一, 重视兴修水利, 改进农具, 普及农业生产技术。北方的社会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 而南方则进一步提高。唐贞观十三年 (635年) “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 粟藏九年, 米藏五年, 下湿之地, 粟藏五年, 米藏三年, 皆著于令。”3由此可见北方地区农产的丰饶。安史之乱后北方再次板荡, “河南、河北、河东以降, 甲兵常积”, 农业生产遭极大破坏。南方受战乱影响较小, 生产进一步发展, 终至超过北方。 有宋四百年间战争未曾中断,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水稻的播种面积却得以扩大。至于辽金的生产水平则有所倒退。元朝统治者来自草原, 初期没有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 许多政策不利于农业生产, 但从忽必烈起开始认识到“夫争国家者, 取其土地人民而已”4, 于是“附会汉法”, “劝诱百姓开垦田土”, 令百官“不得擅兴不急之役, 妨夺农时”5。采取了以上措施后, 经济逐渐恢复。此后几位皇帝基本上“恪守成宪”。 明清两朝人口剧增, 遂大肆垦殖, 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萌芽, 又进一步促进了耕作技术的提高, 同时由于注意种子的改良, 而且引进了玉米和山芋等高产品种, 所以粮食产量比之前朝有了进一步提高。 三、 清代中期耕地数量与2.41.3不同 上述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情况所做的定性分析, 可以作定量表示, 那就是将历代的粮食亩产及人均粮食占有量收集计算整理成一表格 (见表1) 。 这里的亩产基本上均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所著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6, 表中所给出的粮食亩产均已考虑了不同粮食品种种植比例予以加权平均, 扣除了非粮食种植土地如菜田、林地等, 并且也考虑了复种指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系根据该书给出的亩产乘以人均粮食种植面积6。古今各代度量衡变化甚大, 这里粮食种植面积都已统一换算成现代的市亩。表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数据考虑到时间跨度大, 政权林立, 情况各不相同, 数字较为分散, 故取的是大致的一个平均值。宋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取自《宋史》中的数据计算而得7。明朝的人均粮食种植面积系根据转引自王育民所著《中国人口史》中的数据计算而得8。 清朝的耕地数据问题比较复杂, 总的说来有关论述所认为的耕地面积数字偏小, 甚至有人算出道光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