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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周商末器形的几个问题 二、四、齐、六。由于有一个与同一个人有关的长长的铭文，学术界对没有长铭文的现代铜镜给予了高度重视。此外，从长远来看，一些材料和碑文的真实性有不同的看法，这增加了科学家的兴趣。以往已有多位学者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很多成绩,下面笔者仅在诸家研究基础上对其中几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亚父丁”为伪铭的可能 先谈一下与铭文真伪有关的器形问题。二祀邲其卣与卣属典型商晚期(下称“殷代”)偏晚形制的器,就形制而言没有疑问处。但四祀邲其卣作长颈,盖钮(或称捉手)作圈足状,提梁两端有牛首。按通常对青铜器形制的认识及现在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此件器物似应归属西周早期,故构成此形制与铭文所显示的殷末纪年不协调而定为伪铭的一个根据。但从理论上讲,西周初与商末的器物并非皆能划分得很清楚,有些传统认识也需要作些更新。仅就卣而言,在已著录的商周之际器物中并不乏类似四祀卣形制者,由器铭可知有的作器者为商人(如入西周即已是商遗民),如陈梦家先生在《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以下简称《美青》)一书中著录的夾卣(A599·R265)、辛旅卣(A600·R159)、卣(A601.R280),又如《长安获古编》1·20之女子小臣兒卣、1·21之弓父庚卣,《西清古鉴》15·25之刺卣与16·34之卣(提梁两端无兽首),都很难确定不属殷末器。至于圈足状捉手有可能在商末器中存在之例,如《西清古鉴》15·34著录之卣及《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中的父丁壶(原书作此称,定为“商代后期”器,器形同长颈卣,但颈上侧出管状流)。所以,四祀邲其卣仅就形制而言似还不宜简单下结论,认为器与铭文时代不合,是在西周早期器上作伪铭(或移接殷晚期铭文)。 两件邲其卣及卣都有铭文“亚獏”,是邲其及的族氏,严格地说,应隶定为“亚”。与邲其卣同样署有“亚獏父丁”铭文的器物有鼎四(严一萍《金文总集》0567-0570,0571亚獏父丁鼎,张政烺先生已指出其实际是四祀邲其卣的铭文),尊一(《美青》A409)、爵二(《美青》R146d)与觚一(《岩窟》1.51,原书注明1940年安阳出土)。其中已知器形者如《铙斋》I·3鼎,原书亦注明安阳出土,形制为鬲鼎,有凸起之简省形饕餮纹(仅有头部,略去身、尾与爪),形制属殷晚期。尊(《美青》A409),粗体觚型,有扉棱,亦饰简省形饕餮纹,陈梦家先生将其时代定为“殷”,是可信的,也属殷代晚期器。此外,除“亚獏父丁”器外,尚有“亚獏父辛”器,即《西清》16·22的“亚獏父辛”卣(原书称“周虎卣”),形制与二祀邲其卣及卣近同,盖钮作菌状,属殷代晚期器。“父辛”或可能是“父丁”之父,邲其之祖辈,则“亚獏父辛”卣的作器者有可能即是“父丁”。由以上情况可知,“亚獏父丁”器基本上属殷代晚期。二祀、四祀邲其卣由铭文内容看亦正在此范围内。至于“亚獏父丁”器是否均为邲其所制及是否先后出土于同一墓葬内则难以确知,但从“亚獏父丁”铭文的字体与风格看,很像是同一组器。 下面再谈邲其二卣铭文部分是否伪制的问题,因曾有专家明确论其为伪铭,并有一定根据,所以这也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铭文如是伪制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破损的真器器底贴补后铸(或原在他器上)的铭文,一是在真器底外用腐蚀法制伪铭。但故宫博物院王文昶先生曾撰文言及二、四祀卣的情况,说二祀卣于1940年出土于安阳时有残损,归陈鉴塘后曾修理。盖口、圈足已破碎,经过修正;颈部有一面兽头是后配的;梁的一部分与颈以下至圈足以上腹部亦经修配。四祀卣1956年由故宫收购后只有颈部纹带以下与圈足以上腹部有修配,而梁、盖、口、底均是完整的,长铭在器底外。但因底部有厚锈,字看不清,在修动时被咬坏。依王文,即排除了铭文伪制的可能。关于铭文在制作方面的真伪问题,因有明显的分歧,建议组织铜器专家与搞铸造的专家再作进一步的论证,或用现代技术手段做检验。这里仅从铭文内容角度对文字真伪谈点想法,从以下两点因素考虑,两篇铭文内容是民国时期一般作伪者很难杜撰出来的: 其一,两篇铭文皆以帝辛时王年(某祀)与时逢周祭祀典所祀先王(妣)及祭名来记时,二祀卣为二祀正月丙辰大乙奭妣丙彡日,四祀卣为四祀四月乙巳乙之翌日。经专门研究过周祭制度的学者考证,铭文所记祀典是可以排进帝辛时的周祭祀谱的。如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将此二卣祀典与六祀峯卣祀典(六祀六月乙亥翌日)排入其“第二祭祀系统”(即帝辛时周祭系统)中的第二谱。二祀卣为帝辛二祀祀谱(三十六旬型)中正月甲寅旬丙辰日彡大乙奭妣丙,四祀卣为帝辛四祀(三十七旬型)四月甲辰旬乙巳日翌大乙,六祀卣为六祀(三十七旬型)闰六月乙亥翌小乙。但常氏在设闰月上取殷末年中置闰说,而据西周金文资料,西周早中期闰月还均在年末,殷末是否已在年中置闰还可再酙酌。按常氏祀谱,将所设六祀六月闰月改在五祀十二月后(即十三月)似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