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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及其局限 作为法国哲学的重要代表，梅罗潘塔在20世纪法国哲学的研究中以其身体现象而闻名。萨斯特曼曾在著作《身体意识》中评价道:“西方哲学领域里,莫里斯·梅洛·庞蒂就像是一个身体的卫道士。虽然,拉·美特利、狄德罗、尼采和福柯等人曾热情高呼人类经验的身体维度,但是,没有谁能够与梅洛·庞蒂有力、系统并始终如一地证明身体在人类经验和意义的首要性上相媲美。”(p.49)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我国哲学界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并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杨大春曾在其《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一书中指出:“萨特反笛卡尔主义,但由于继续发挥胡塞尔有关纯粹意识的思想,仍然停留为某种弱化的笛卡尔主义,而梅洛-庞蒂反笛卡尔主义,并且创造性地改造胡塞尔思想,将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改造为身体意向性,从而超越了笛卡尔主义。”(p.41)由于西方现代哲学内在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环境下,梅洛·庞蒂独树一帜的身体现象学是否有批判和完善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对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作学理上的深度透视。 一 梅洛庞蒂的存在悖论t 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主体性的确立。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古典政治哲学有一个根本前提,其基本概念“存在”蕴涵了本体论上的先验实在论,这种存在又在人类的理性之光中得到观照。现代政治思想则拒绝了这种基础主义的预设前提,认为“存在”就是去生存,即按照人之所“是”的方式去存在,并且它可能是后验的、非实在论的(p.338)。 梅洛·庞蒂与现代政治哲学家如笛卡尔、康德、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根本区别在于:笛卡尔、康德哲学的主体是意识,萨特、海德格尔哲学的主体是人的存在,而梅洛·庞蒂政治哲学的主体是身体。梅氏指出:“我首先被我的身体围绕,置身于世界,处在此时此地,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当我在反省这一事实时,所有这些词语都失去了意义,因而不能提出任何问题:如果我不在我的身体里,也不在我里面,如果我没有想到这种空间关系,如果我在想像这种内在性的时候离开了它,我能意识到我是‘被我的身体围绕’吗?如果我真的置身于世界和处在世界中,我能意识到我置身世界和处在世界中吗?”(p.65)其身体观中所暗含的康德主义意蕴十分显然。由于文化地理的相互影响,后来法国哲学的主体意识似乎在德国康德式的先验论与英国经验主义的主体观之间冲撞徘徊,从卢梭的自然主义人性伦理,到现代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主体意识日益深入到人之本身的身体基础(p.152)。 在梅洛·庞蒂现象学政治哲学中,主体就是身体。梅洛·庞蒂对身体进行了划分,身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习惯性身体的层次和当前身体的层次(p.117)。对于习惯性身体,最初的习惯决定其他所有习惯的习惯,其他所有的习惯是通过最初的习惯被理解的(p.127)。梅洛·庞蒂以幻肢为例,截肢者有时会出现幻肢感,因为他不能面对和接受截肢这一残酷事实,他截肢之后的幻肢感其实是一种习惯性的身体状态。梅氏称这种神秘莫言的身体意识为存在悖论(pp.116-117)。而实际的必然性总是以身体的不变性及其不变的视角为前提。所谓的存在悖论与著名的“摩尔悖论”(Moore Pradox)紧密相关,即“两只手问题”:在原初感觉、自我意识与现实情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名状的主体间隙,表现出实在与意志的内在矛盾,这也是在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问题。维特根斯坦曾经将这种身体意识归属于我们经验的外在确证性;而海德格尔则将之悬置在形而上学的“存在”之中。梅氏把身体主体进一步定格为习惯,即马克思意义下的社会环境。习惯身体观后来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布氏将实践定位于全部的文化条件下,这种文化在主体的层面上表现为惯习(Habitus)。 梅洛·庞蒂的当前身体指一种有意识的、作为特殊体验、不断流动变化的身体存在。他指出:“我的身体不仅应该在一种瞬间的、特殊的、完全的体验中被理解,而且也应该在一种普遍性的外观下被理解,并被理解为非个人的存在。”(p.117)而且,主体之“我”与物体和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物体和世界是和我的身体的各部分一起,不是通过一种“自然几何学”,而是在一种类似于与存在于我的身体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确切地说,与之相同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系中,呈现给我的(p.263)。 而作为我的身体的感知,不是身体某一感官的感知,而是身体诸官能间的统一。他说:不是所谓外在的认识主体在意识着,而是鲜活的身体在进行着感官的综合,意向通过协同作用的现象而显现在身体中。我们夺走客观身体的综合只是为了把它给予现象身体,也就是给予身体,因为身体在其周围投射某种“环境”。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在动力方面相互认识,因为身体的感觉器随时准备通过协同作用使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