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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赎刑制度的发展过程 属性作为一项刑法措施，虽在我国奴隶、封建社会的刑法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但他在我国古代刑罚执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而言，属性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发达的反映。他从夏代产生起，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直到清末引入西方法制，才被取消。 按《说文解子》中：“书，贸也”，“质也，以财拔罪也”。《尚书.舜典》：“金作赎刑”。从字面意思上而言，赎刑，即以财物折抵刑罚。 根据史料记载，赎刑源起于夏代。根据周穆王命吕侯作刑，建立系统的属性制度时，便参考了夏代的赎刑制度。所谓“训夏赎刑”。《史记.平淮书》司马贞 《索隐》引《尚书大传》：“夏后氏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即以“二千馔”折抵死罪，馔以撰同，铜六两为馔。夏代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已经出现青铜冶炼并开始用于铸造祭器和兵器，因此夏代以同赎罪是可能的。 至周代赎刑得到大量运用。墨、劓、宫、大辟都可以书。但规定赎刑都限于疑罪，即犯罪事实有疑问，难以认定的才可赎刑，且刑罚愈重，赎金愈多。据《尚书.吕刑》记载，周代时。五刑而疑者，均听重赎，各刑至金额均有详细规定：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读其罪； 辟疑赦，其罚惟倍，阅读其罪； 辟疑赦， 其罚倍差，阅读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读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 阅读其罪”。罪疑而赎，较之于传说中的臬陶靠“神兽”判是非，商代疑罪依“占卜”而分曲直，是一个较大的进步。但疑也有罚，较之“疑罪从轻（从无）”的刑法原则而言，无疑是一种有罪推定的制度，是存在缺陷的。另外，这时赎刑与罚金在概念上还混同使用。通过上述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赎刑制度产生的初期既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可以因财而免于消极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它的积极一面：无论是罪疑才赎，还是以赎代刑都较原始野蛮的行刑方式有所进步，为刑法的执行注入一股“人性”的色彩。 秦代赎刑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朝法律规定，以赎耐起，有赎黥，赎迁，赎宫，一直到赎死。对缴那赎金的方式以及不纳赎金的处理均有明确的规定。赎刑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金赎。适用于一定身份爵位的人，二是 赀赎。即可用金钱财物书。但无力缴纳赎金的，亦可“以令日居者，日居八钱，幺食者日居六钱”。也就是说，无资力者，也可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三是役赎，即用劳役赎罪。可见，秦代赎刑的主要变化有：第一，赎刑已与身份爵位发生了联系。身份，爵位越高，可赎刑越高。一般百姓只能赎轻刑。第二，其用法取“赎加刑名”的形态。这在判决上有两种程序，一种是已有刑法准许赦免；一种是直接宣判为赎刑。如《秦简》中有：“抉钥，赎黥”。“纳奸，赎耐”。所要赎的是本来就该科处的刑罚。第三，赎刑除用金钱以外，还可作用其他形式，如令为官府劳动。 汉代属性因循秦志，但有所变化。一是赎刑使用的范围限制较严。两汉赎刑只禁锢，坐赃二事，大量的赎例为列候坐酎金不敬，将帅出师失利。东汉则为亡命殊死以下可赎，间或亡命亦可赎。二是赎刑与罚金已完全分开，不相混淆，罚金已作单独刑种使用。三是汉代赎刑又趋完善，赎刑依本刑而定差等，且根据犯罪者的不同情况而规定不同的赎刑方法。汉代赎刑有人赎钱。入谷，入谦，顾山， 居作等形式。所入钱物，依刑等而异。 魏晋时在法律上将赎刑与罚金并列，规定：“赎刑十一，罚金六”。赎刑依本刑而定差等为十一级。尽管赎刑与罚金在概念上还不够严密，把赎刑作为一种刑种看待，但当时对两者已区分得很清楚。魏晋时对赎刑时使用的限制使用得比较 严格，并且体现了恤刑的思想。赎刑一般只适用那些不是出于恶意的犯罪。死刑不得赎。随赎刑制度的发展，南北朝时罚金刑便消失了。 随《开皇律》对赎刑有更为全面具体的规定：九品官“以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赎铜一斤为一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二千里则不百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自笞至死凡十九等。隋朝五刑皆可赎，但只适用于其官在第九以上的罪犯。 唐律刑罚除“十恶”以外，笞，杖，徒，流死五刑皆可准予收赎，依本刑之轻重，从一十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凡十九等。《唐.律疏议》对赎刑适用的具体情况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应议.清.减及九品以上官及七品以上官的亲属，犯流罪以下可以用金钱物赎罪；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可听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可收赎；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可见唐代赎刑一般适用于流罪以下， 流罪以上则限制严格，赎死刑仅适用于疑罪。赎刑适用的对象也有严格的规定。表明唐代对赎刑的慎重。唐代还从法律上解决了一般贫民无钱物赎刑的矛盾。而规定可以“官役折赎”（也即官役折庸），这项以官役折赎代偿制度为以后各朝沿用并有所发展。 赎刑制度自唐律作全面详尽的规定后，宋，元，明，清各朝均沿用，尤以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