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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经筵官考述 中央宴会制度是中国古代和宋代的一项特殊教育制度，专门为皇帝创建。其萌芽可以上溯到西汉昭帝时期, 下延到了清代, 影响甚至扩展到朝鲜半岛、越南等地区的政权。经筵的原始含义包括一切学术讲座, 如民间学术讨论、宫廷宗教布道法会等, 入宋以后才被用作专指皇帝御用经史讲座。即便是成了御前讲座的专用词以后, 又衍生出了政治决策、礼仪形制等新内容。明清时期, 经筵分化成大经筵 (月讲) 、小经筵 (日讲) , 前者成为礼仪, 后者承担其御前讲座的含义和功能。综合以上种种, 暂且不妨如此阐释:广义的经筵指的是汉代以降, 皇帝亲自参加的学术活动;狭义的经筵指北宋确立的, 有专门法规保障, 在专门机构组织操作下, 由任专门官职的儒生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御前学术讲座。 一 关于社会主义经宴制度的设立 据史载:“上 (汉昭帝) 召见 (蔡) 义, 说《诗》, 甚说之, 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数岁……”1这被认为是经筵制度的肇始。除此而外, 如所周知, 两汉有今、古文经学之争, 皇帝屡有召集各派儒生讨论争辩之举, 甚至亲自参与, 做出裁定。这种学术讨论会其实不违背御前讲座的一般性质, 只是皇帝的身份从受教者变成了裁定者、讲授者, 权且归入萌芽期的非典型经筵, 大约无可厚非。 照理说总得先有了经筵才能有经筵官, 但中国古代经筵的一个特点就是经筵官的出现是在经筵制度化之前。 东汉饱学之人被选作帝师后, 常加“侍讲”之名, 如“诏长乐少府桓郁侍讲禁中”2。这些人都不是专职老师, 而是以本官兼职, 甚至也不能称他们为帝师, 其作用只限制在咨询顾问, 与后世经筵讲读官的身份大是不同。 魏晋之际, 东汉的侍讲制仍然存在。同时魏晋的侍讲制不区分皇帝还是太子, 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后文还将有涉及。 东汉出现侍讲之制, 严格来说它还是一个动词, 只表示差使。学界的看法是在唐朝, 侍讲才进入国家官职序列。而侍读目前还无人论及, 其实侍读出现在南北朝, 而且直接就成为了正式的官衔, 具体时间是南朝刘宋, 名称是“侍读博士”, 史载:“高祖始践阼, 义真意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3等。这里还需要赘述一句, 南朝刘宋的侍读博士原是为诸王传授经学而设, 并不入侍宫禁。 接着出现了太子侍讲、太子侍读。西晋贾充族孙贾游“历官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4, 则“太子侍讲”之官出现于晋世, 几可坐实。 至于“太子侍读”, 南朝萧梁殷芸曾经“迁国子博士, 昭眀太子侍读”5, 这段文字的意思应该是:殷芸以本官国子博士侍昭明太子读。再看梁末陈初之际的顾越, “世祖即位, 除始兴王谘议参军, 侍东宫读……除给事黄门侍郎, 又领国子博士, 侍读如故。”6可以说, 终南朝之世, 侍读表示的都是职司, 没有列入官衔。到了北周情况为之一变, “周明、武间, (柳裘) 自麟趾学士累迁太子侍读”7。这里的太子侍读已然是官职无疑。而北齐则与南朝相类, 还是以本官侍读的形式。 这里的事实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变迁:东汉、曹魏、两晋、南朝前后相承, 官职设置自然遵循古意;北齐地处山东, 接近汉族文化腹地, 人物荟萃;而北周异军突起, 对外号称复周, 内里似是而非, 踵其肩而起的隋唐又多少受其影响。总而言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皇帝交与制度重要的成型期, 很多制度 (如侍读之官的设立) 、理念 (如一书终了才续讲另一书) 都可在这一时期找到原形。前人论述多不及此, 今特别析出, 或可对今后研究经筵制度有所裨益。 前引资料显示, 最初的“侍讲禁内”、“侍讲禁中”应该是指侍讲皇帝, 事实上并不细分受教者是皇帝、太子甚或女眷。由此太子侍讲、侍读的设立或可看作皇帝侍讲、侍读之官的先导, 试看“侍讲学士:开元初禇无量、马怀素侍讲禁中为侍读, 其后康子元等为侍讲学士。”8按褚无量早先就是太子李隆基的侍读, 按常理太子即位就成了皇帝, 侍读太子就变成了侍读皇帝, 这或许就是历朝不加细分的原因。 就制度沿革的角度讲, 辽朝的御前学术讲座继承的是隋唐, 而没有受到宋朝经筵制度的影响。最直接的例证就是没有专门使用经筵来界定御前学术讲座。辽朝的御前讲座颇有古风, 如皇帝亲讲佛法, 这是隋唐乃至南北朝时代御前讲座的特点。换言之, 有辽一朝没有出现狭义的经筵。 辽圣宗时有侍读学士作为专门教师, 见“未几, 奉使契丹, 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9。至于讲读的科目教材, 则全凭皇帝个人兴趣, 如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辽道宗喜读《尚书》。辽朝没有专门编订教材, 契丹语的翻译作品不能作数。总之辽朝的御前学术讲座是随机发生, 还没有形成制度。 10世纪以后, 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交融深化, 这里面当然也包含着文化理念、制度建设的互相吸收。之前总是“宋辽金”并称, 作为与北宋并立于世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