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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政治性与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对这些变革做何评价, 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 这些变革都是在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发生的。因此, 要理解这些变革的发生、发展和前景, 就必须理解国家的治理行为。确实, 近年来,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多 (比如Qian and Xu, 1993;Qian and Weingast, 1997;曹正汉, 2011;曹正汉、薛斌锋、周杰, 2014;冯仕政, 2011;渠敬东, 2012;渠敬东、周飞舟、应星, 2009;折晓叶、陈婴婴, 2011;周黎安, 2004, 2007, 2008;周雪光, 2011, 2012, 2014;周雪光、练宏, 2012) , 活跃其间的除了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外, 经济学的介入也越来越深。经济学的加入给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思路、概念和分析框架,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它对效率问题的关切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市场想象”。这样一种想象, 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学之理论建构的基本方向和思路, 同时也规定了其分析的优长和局限。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政治市场想象”为逻辑基点, 并以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为样本来讨论相关学科, 特别是经济学在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的得失。 一、 物质世界的构建—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 与其他学科不同, 经济学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全部理论兴趣在于探讨国家治理的绩效与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一兴趣决定了经济学对于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想象, 即本文所说的“政治市场想象”。经济学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整个理论建构都是围绕这一想象展开的。揭示这一想象的内涵和表现, 对于理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及其得失具有枢纽意义。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于经济学视角之上, 要深入理解周氏理论的贡献和不足离不开对政治市场想象的剖析。 从哲学上说, 国家治理的研究者一定有其关于国家的想象。这一想象会作为一种本体论观念决定其关于国家行为及后果, 即国家治理的认知路线和方法。国家是什么?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说, 其内涵和外延是比较清楚的:它与“社会”相对, 是所有掌握公共权力的机构的总和和总称。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 除了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之外, 还包括立法、司法、军事等部门。在中国, 还包括党委、政协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然而, 在理论上, 对于国家是什么, 基于各自的研究兴趣和范式, 不同学科却有不同的想象。综观经济学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 可以发现, 相对于其他学科, 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国家想象为一个“政治市场”。这一想象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第一, 国家不是一个单质性的主体, 而是一个经由多重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第二, 国家内部的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效用追求, 并为实现自己的效用而与其他主体展开交易, 从而使国家事实上成为一个交易系统。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是一个市场。第三, 在该“市场”上, 对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构成约束的除了资源、信息、技术等经济条件外, 还有政治权力。亦即, 交易主体之间除了存在资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交换关系, 还存在着强制性的支配与服从关系, 并且这种支配与服从关系不是内生于资源、信息和技术等经济条件, 而是独立于这些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市场, 而是一个政治性的市场。因此, 本文把经济学关于国家的想象称为“政治市场”。 经济学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建构一直围绕着政治市场想象展开。哲学家库恩 (2003) 曾经指出, 任何学术共同体都自有其研究范式。所谓“范式”, 实际上是该共同体对其研究对象所持有的某种共同信念。这种信念代表着该共同体对研究对象之本质属性和规律的一组预设。这些预设只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判断, 未经严格的论证, 未获明确的表述, 甚至连坚持这些预设的科学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 但它却从根本上制约着科学家们观察世界、提出问题和建构理论的方向及方式。库恩发现, 在一般情况下, 科学家们总是竭力把所有经验现象都纳入既有的范式内进行解释, 直到发现该范式明显背离经验事实而不得不抛弃它。目前, 就经济学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而言, 政治市场想象就是这样一种范式。 在这一范式的主导下, 经济学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别只在于, 它们将这一想象转化为理论概念和命题时的精致程度不同。政治市场想象的三个方面对应着经济学想象中国家作为一个系统所具有的三个重要特征:多主体性、市场性和政治性。所谓“三个”特征,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说法。在现实生活中, 三个特征中的每一个都存在诸多变异。然而, 并不是所有理论都会注意到, 或者即使注意到, 也不一定能够同时很好地反映国家在每个维度上的变异。一个理论若能以比其他理论更简约的方式刻画国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