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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日本禅僧交往活动的考察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一般来说，明洪武初的中日关系焦点是针对日本海盗的。朱元璋通过外交道路，试图消除日本海盗，安全海岸的情况。这无疑是有根据的。1或出于这种认识的强势影响,或乏于双方材料的整体把握,似乎这一问题成为明洪武初中日交往关系内容的一切。其实,这是不全面的。而自宋元以来的以禅僧交往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初仍在继续,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该文即在这样的思路下尝试挖掘,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个案对洪武初中日僧人文化交往做典型分析,冀望引起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 一、 村中之：南村之寺院 南宋时期政府为规范佛教管理所创立的五山、十刹官寺制度,对同期的日本镰仓幕府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中心镰仓模仿创立了五山、十刹。关于南宋起所确立的官方寺院等级制度的产生及其弊端,明初学者宋濂论道,“浮图之为禅学者,自隋唐以来初无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楼观方盛,然犹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巨刹为之首。南渡之后,始定江南为五山、十刹,使其拾级而升,黄梅、曹溪诸道场反不与其间,则其去古也益远矣”。所以,至天历元年(1328)元文宗临御之初,诏于其金陵潜邸建大龙翔集庆寺,独冠五山,以矫其弊卷25,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有序。唐宋时佛教流派禅宗渐盛,南宋后日僧明庵荣西来参天童寺虚庵怀敞、叡山觉阿来参灵隐寺瞎堂慧远,将禅宗引入日本。“厥后,学禅自中国而归者不可胜计。只今(元末明初)彼国禅宗大盛,凡丛林典礼一效中国之制”初篇卷1,宗泐:日本国建长寺明(南浦绍明)禅师语录序。1333年(元统二年)5月,镰仓幕府灭亡,随后在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失败后,又重新回到武人政治阶段。1336年(至元二年)8月,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持明院统之光明天皇,建立室町幕府,实为北朝。12月,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此即南朝。由于足利氏对禅宗的崇奉和保护,这种体现官方寺院等级的五山制度因以继承下来,在京都也建立了所谓五山。在推移演进的过程中,和元时中国的官寺制度一样,足利氏根据需要和对不同派系之倾向,不断变换五山位序,甚至采取将某寺冠于五山之首的做法。如日本永和、永德之际(1378-1381)或为日本康历二年(1380),将军足利义满第三次调整五山顺序为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东福寺和万寿寺。日本至德三年(1386),义满开创相国寺,跻身五山之列,仿元制将原五山中之南禅寺拔升为“五山之上”95-97。于此可见幕府对于主要寺院的政治干预以及与其关系的密切。在日本中世,僧人垄断汉文化、充当对华交往关系主角、并介入两国外交活动是其重要特征。正如明使赵秩(字可庸)1在洪武六年(1373)小春(十月)四日在周防国(今山口县东)为梦窗弟子春屋妙葩(芥室)在丹后国(今属京都)云门寺的往来酬酢文字《云门一曲》所作序中称,“日本,海外之大国也。古有文武名,近代有官守者咸尚武备,而文偃久矣,而缁流(僧人)事雅不泯”赵秩:云门一曲序。此应是考察明初中日文化和外交交往关系时的立足点。 在室町幕府的开始阶段,日本并非处于统一状态。后醍醐天皇南逃奈良的吉野,从而进入日本的南北朝阶段。而在中国,元朝约于室町幕府建立30年后灭亡而被明朝取代,所以室町时期与元明更替期的僧人交往是持续进行的,虽会遭遇朝代更迭的一些波动,然一直未曾中断。 元明之际日本僧人渡海来中之修道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日僧都有在江浙一带寺院拜师习禅的经历。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一些中国僧人直接到日本传播禅宗文化的。俞慰慈在其《五山文学研究》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有关元、明时期的留学诗僧、来日诗僧的作家群考察中皆有详细罗列。于此附上一例以见当时交往频繁之情形。元末庆元路(今宁波)慈溪县人王氏子昙噩(佛真文懿禅师),字无梦,自号酉庵。洪武六年(1373)二月圆寂,年八十九。元末翰林学士承旨张翥曾赞他道,“仪观伟而重,戒行严而洁,文章简而古,禅海尊宿今一人耳”。道行堪夸,文章高古,影响广披,以致“日本国王虽僻在东夷,亦慕师道行,屡发疏迎致之。师坚不往,王与左右谋,欲劫以归,浙东宣慰使完者都蔵之获免。自时厥后,凡遇师手迹必重购之而去,且诧其能放异光云”卷33,佛真文懿禅师无梦和上碑铭。若无频繁的往来,日本是不可能达到对当时中国佛教界高僧情况有如此熟悉的程度的。 二、 绝海诸家之道 明洪武初年,因太祖朱元璋本系僧人出身,加上他对佛道二教阴赞王治作用的认识2,总体上对佛教采取的是一种扶植的态度1,所以寺院和佛事活动还是较为兴盛的,特别是作为轴心地区的江浙一带更呈活跃之势。如载,“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卷139,李仕鲁传。这样,就为洪武初中日僧人的文化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洪武初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