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与康有为《长兴学记》.docxVIP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与康有为《长兴学记》 一 湖南士绅与康梁之异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梁启超写了《论变革》，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通观《变法通议》十三节的内容,涉及教育者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七节,再加上与教育有关的论译书一节,近三分之二篇幅,是在讨论教育改革,变法与教育改革几乎是相等的两件事。约略与此同时,康有为倡导的变法,是重组政治权力,变更行政体系的制度论;发展实业,设立银行,采金本位制的物质论;普及教育文化,尊孔读经的文化论。1两相比较,康有为偏重在政治、社会、经济的变革;梁启超则致力于教育的变革。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十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赴湖南长沙任新创办的时务学堂总教习,以《公羊传》、《孟子》教导诸生,并要求学生每日作札记;日间讲课四小时,夜间亲自批答学生札记。批札主要内容是倡导民权、革命思想,掊击汉代以降学术。 梁启超并撰《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计十项约定: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经世是:“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以证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