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书林清话宋刻书之益》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docxVIP

叶德辉《书林清话宋刻书之益》的学术价值与学术意义 最近，读叶德辉的《青林清话》时，有一篇关于出版的一般意义的文章，列出了许多古今的著名雕塑家。这些雕塑家以书法为行业，祝福他们的子孙，支持他们的后代，即所谓的叶氏刻书的好处。刻书有益, 刻书家才会层出不穷, 为刻一部好书孜孜以求, 既为文化传播作了贡献, 留得身后名, 子孙又因此富有余饶, 叶氏的刻书三益, 可谓准确地包罗了中国古代刻书家们的心理期愿。 刻书固然有益, 利己利民更利后人, 但古今因刻书而招致祸端, 甚至牵连子孙后学的事例, 亦有不少。叶氏讲了刻书之益, 是站在藏书家和刻书家的角度, 藏书刻书于己身本是乐此不疲之事。其实翻开历史的掌故, 刻书的佳话自然历历可观, 而因刻书至祸的悲剧也屡见不鲜, 刻书事业的悲喜剧演绎着一代代刻书人的命运沉浮。 1. 表达保护政治 读书与藏书, 藏书与刻书, 文人总在其间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 活跃在这个群体主流精英阶层的文人, 又往往和时代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扯。 以宋朝为例, 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和南宋陈起的“江湖诗案”是两桩著名的因政治迫害引发的文字狱。追溯这两个案子的导火线, 皆因刻书。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的变法, 遭到新党的攻击, 正好当时坊间私自出版刻印了苏轼的最新诗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于是政敌趁机从诗集中搜罗可发挥的诗句, 抓住把柄, 对苏轼进行政治迫害, 苏轼之后被中央一贬再贬, 最后直贬到海南的儋州。因为坊间私刻自己的诗文而横遭政治迫害, 苏轼可谓被当时的“盗版商”害惨了。另一桩“江湖诗案”的主角陈起自己就是一个著名的书商, 南宋临安府的“陈宅经籍铺”就是陈起及其儿子相继经营, 在当时远近闻名。除了书商的身份, 陈起也是当时“江湖诗派”的积极活跃人物, 还作为发起人, 刻印出版了该诗派的诗集《江湖集》。因为里面有两句诗“秋雨梧桐皇子府, 春风杨柳相公桥”, 被当时掌管朝政的史弥远认为是在哀悼被废太子赵竑, 讽刺自己, 于是诗集毁版, 作者、编者流放, 朝廷甚至颁布不许作诗的禁令, 弄得以写诗为业的“江湖”众诗人, 只好改行填词。直到后来史弥远下台, 朝廷的政治风向转向, 才由陈起的儿子重新版刻诗集, 圆了乃父遗愿。综观两件案子, 祸患皆由刻书而起, 不同的是一个是因为他人私刻自己的作品惹祸上身, 一个本身就是刻书家, 人在“江湖”, 祸不由己。 2. 《南山集》刻书之祸 比如上面陈起的例子, “诗集毁版, 作者、编者流放”, 不但自己祸不单行, 同派的诗作者们也不能幸免于难。清朝比较著名的《南山集》案, 也是一桩因刻书“殃及池鱼”的典型例子。“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因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 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 该书刻印出版十年后被人告发, 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 康熙帝十分震怒, 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 戴氏家族凡男子16岁以上者立斩, 女子及15岁以下男子, 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不止如此, 同乡的方孝标因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 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而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 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 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 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 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 方孝标已死, 但仍被发棺戮尸。此次刻书之祸, 波及范围极广, 包括《南山集》的撰著者、提供史料者、出资人、作序者及他们的亲属子女通通罹难, 不放过任何落网之鱼, 一网打尽。套用当代的流行语, 《南山集》案可谓是“一部刻书引发的血案”。 3. 毛晋经营刻书的经营关系 当然, 能为藏书刻书不惜倾家荡产的“豪迈”之士不是个书痴, 就是个文痴, 而绝不可能是一心锱铢必较、毫厘必争的书贾富商们。最著名者当属明代汲古阁的毛晋。叶德辉在《书林清话》曾这样评价毛晋的刻书事业:“明季藏书家以常熟毛晋汲古阁为最著者。当时曾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 无不搜刻传之。”毛晋约从30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 据历史记载, 他为买书, 一年就卖掉三百亩土地, 他以高价大量购求宋代、元代刻本, 并苦心校勘, 雇刻工、印工等多人, 先后刻书600多种。当时曾有民谣说:“三百六十行生意, 不如卖书给毛家府邸。”虽然他也经营刻书, 但所获利润远不能补偿购书所费。毛晋一生为了买书藏书刻书, 孜孜以求, 不惜倾家荡产, 而正是这种嗜书如痴, 义无反顾的精神, 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所以所谓倾家荡产的刻书之祸, 虽然累家累己, 却实实在在地泽被当代与后世, 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