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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桐城派文化政策的变化与文学发展 桐城派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学派。康熙时期，方苞成为第一个创始人，刘大凯、姚刚随后成为代表，一直延续到清末。近人陈衍曾称:“桐城人以能文章名于时,殆二百年而未有绝”,“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广西、湖南北能为文章与桐城相仿佛者时时间作,于是有桐城文派之说。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1可见桐城派在有清一代时间上持续之久、空间上覆盖之广,桐城派的盛行,可说是继唐宋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古文复兴运动,而这场古文复兴运动,固然以上继《史记》《汉书》、唐宋八家为宗旨,又有明中叶的唐宋派为其近祖,但最终能繁衍成如此庞大而持久的文派,还与清初的社会、学术背景,特别是清初的古文理论和文家风气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一、 从“醇儒算”到“学术承载”的学术革新 按照梁启超的分析,清政府确立统治后的三四十年间,对汉人、特别是对读书人采取的相应政策,可分三期,即:“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高压政策;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2桐城派的形成大致发生在梁氏所称第三期。康熙帝亲政后,剪除异己,平定三藩,克复台湾,并采取一系列如兴水利、减赋税的措施,社会趋于稳定,国力逐渐强盛。知识分子由反抗以求复明、归隐以作观望,转而出仕清廷。清初学者原本多尚经世之学,讲求实用,或修正程朱,或补救王学,但是学问再高深,还是无助于学人的复明大业。儒家知识分子入世之心不死,出仕之愿犹存。随着政治境况的变迁,许多人再拾《四书集注》,重做八股文章。“入关之后,稍为有点志节学术的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其望风迎降及应新朝科举的又是那群极不堪的八股先生,除了《四书集注》外,更无学问。清初那几位皇帝,所看见的都是这些人,当然认这种学问便是汉族文化的代表,程、朱学派变成当时宫廷信仰的中心。”3而“清初那几位皇帝”中特嗜程朱理学者还数康熙帝:“仁皇夙好程、朱,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4 正是上位者的竭力推行,导致了清初学风相当程度的理学化、趋宋化。由于程朱理学使汉族文人能满足承继正统儒学的心理,得到某种道德安慰,又有助于八股科考,获取因仕进而得到现实利益。以至出现“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的社会环境。桐城古文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萌动的。桐城派首领方苞本人就是程、朱的忠实信徒,方苞曾明确指出,程朱之说与王学相较,“内”则“严且密”,“外”则“拘且详”,但“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无一息不依乎天理而无或少便其私,非圣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为宗。”5方苞还劝告好友李塨不应“訾謷朱子”,以为李塨师颜元在“性命伦常之大原”上,与朱子并无二致,“孔、孟之后,心与天地相似”,“舍程、朱而谁与?”6清初虽有程、朱与陆、王,与颜、李的学术纷争,但程、朱已逐渐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方苞治学为文显然顺应了以程、朱为宗的学术潮流。因而被视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7“学行继程、朱”云云,本是在与姜宸英“论行身祈向”时道出的,而姜宸英古文造诣差可比肩清初“古文三大家”,姜氏论及程、朱,亦与方苞多有相合处。姜宸英称:“周、邵、程、朱辈出,乃就经以发明绝学、剖决性命,而后天下后世始晓然知经之所以载道,而百家异说至是而统归于一是矣。若宋元诸儒羽翼六经,各有著述,大抵本于朱子之学,而不能无得失其间,学者兼存而节取之可也。”8信守程朱之学的姜宸英坚持“文以载道”,为清初信从唐宋八家文的中坚人物,9以“学养深醇”,“文章简洁纡余,多粹然有得之语”见称于时。10由宗程、朱而尚八家,姜宸英可说正因应了清初古文的发展趋向,只是姜氏被魏禧视为文在“醇、肆之间”,11恰恰表明姜宸英和方苞一样处在清初文风总体趋向醇雅的转换关头。另外从王源父子的问学之旨,也能窥见清初学术和古文的大致走向。大兴王源康熙间与方苞、姜宸英论学行,当时“(源)见朋好生徒,时时称道之。”12但当时王源并非唯程、朱之马首是瞻,王为颜元学生,为学主实用,其《与方灵皋书》明确表示:“且夫程、朱之学,源亦有所未尽服,其德行醇矣,学正矣,然高谈性命而不能有经天纬地之才,佔毕瞑坐以柔其气而弱其习,必不足以有为,必不足以平天下。”13可知王源与方苞的异同之处,不过管绳莱《王昆绳家传》云:“(源)晚而归宗于理学,夫亦盛气既平,知非悔过之所为与?”14虽说此处理学还以颜、李为主,但“盛气既平”,多少道出了向主敬主静的程、朱靠拢的迹象。要不然王源也不会命其子王兆符请业于方苞了。 道德学问崇尚程朱,而古文走向唐宋八家,在清初渐成学者文人为主要走向。除了讨论“行身祈向”时与方苞有共同处的姜宸英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