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穿越历史迷雾透视民族分离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探幽与创见.docxVIP

从经济穿越历史迷雾透视民族分离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的探幽与创见 全球化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公平，而是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复杂性。其表现之一,就是民族问题更加凸显。1976年,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西北端的亚齐省爆发了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一小批亚齐知识分子开始领导一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对抗中央政府的反叛。一位名叫哈桑·迪罗的亚齐人带领一支约两百人的队伍与印尼政府军对抗,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他们很快进入丛林打游击。哈桑·迪罗起草的《亚齐—苏门答腊独立宣言》声称要“从雅加达和爪哇人的外国政权的政治控制中脱离出来,并宣告我们的自由与独立”。然而,在坚决维护印尼统一的苏哈托军人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以“自由亚齐运动”命名的这场叛乱很快陷入低谷,哈桑·迪罗逃往瑞典。不过运动并没有被消灭,在沉寂了十几年后,20世纪80年代末再度兴起,这次它得到伊朗和利比亚的支持,组成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与政府军在亚齐展开了残酷的争夺战。为什么一场胜利无望的武装分离运动会如此持续下去?这就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东南亚民族问题研究》一书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民族分离运动的根本动因究竟为何?人们大多将其归因于经济问题。提出分离要求的民族地区,要么较为贫穷,要么较为富裕。贫穷者认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失当才使他们长期受穷,与其如此,不如让他们脱离所在国家自谋出路。富裕者认为正是中央政府剥夺了他们不断扩大财富的机会,所以他们也要求独立。亚齐的情形属于后者。亚齐的石油和天然气十分丰富,但印尼中央政府攫取了其中的大部分收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民族分离运动也有属于贫穷地区反叛类型的,如菲律宾南部摩洛人地区和泰国南部穆斯林地区。然而,单纯从经济角度切入无法全面解读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和延续。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都对贫穷的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投入,试图改善当地民生,并且也都不同程度地取得实效。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中央政府也都增大了留给地方的收入比例。但是要求分离的少数民族似乎对此并不领情,并未降低分离的呼声。 有鉴于此,本书开创了一条新思路,应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以“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来解读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的创见。作者指出:在相互错位的民族国家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的矛盾运动中,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大于其文化容忍度,因为文化特质才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否的根本;同样道理,主体民族在经济上的包容度也大于其文化的包容度。当少数民族的经济容忍度尚未达到极限而其文化容忍度已达到极限时,民族关系的临界点即已到来。就此而言,民族冲突并不必然基于经济利益的矛盾,只有当文化因素或民族感情因素凸显其间时,对抗才不可避免地爆发。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双重结构”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在这当中,何者是主要的矛盾?毫无疑问,是文化而不是经济。根据主要的矛盾方面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原理,正是不同的文化认同之火,点燃了经济利益矛盾这根导火线,从而引起民族冲突的爆发。 以此思路考察亚齐的分离运动,就可以看出文化才是深层的原因。亚齐是印尼群岛信仰伊斯兰教最虔诚的地区,在长期反抗荷兰殖民者入侵的斗争中,这种信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荷兰直到20世纪初才征服了亚齐这个印尼群岛最后的反抗堡垒。亚齐王国的灭亡只是荷兰表面上的胜利,由宗教学者乌里玛领导的反抗始终没有停止过。二战结束后当荷兰人卷土重来时,乌里玛又领导人民抵御侵略,并且消灭了曾经依附于荷兰人的亚齐世俗贵族乌略巴朗阶层,从而确立了他们的精神领袖的地位。然而,由于他们主张在印尼建立伊斯兰教国,与印尼独立后所走的世俗化建国道路不同,因此逐渐出现分离倾向。而亚齐与中央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则成为导火线,引发了分离主义运动。虽然乌里玛没有直接参与“自由亚齐运动”的武装斗争,但是受其思想熏陶的亚齐人民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则是该运动能够长期坚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动力。仅就经济状况而言,无法说明亚齐反叛的根本原因。因为亚齐普通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会低于爪哇,后者被视为印尼的核心地区,是主要民族爪哇族的“大本营”。归根结底,宗教性浓厚的亚齐(其中又孕育了独特的反抗文化)与世俗化的爪哇(印尼中央政府主要由爪哇人掌控)在文化上的差异,才是亚齐人意欲摆脱印尼中央政府控制的根本原因。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论述印尼亚齐、泰南穆斯林和菲律宾摩洛人这三个民族问题时,避免了以“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来对各方作出评判,从而避免了站在某一特定立场可能产生的偏颇。对于边缘化给少数民族造成的困境,作者从感性上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这种边缘化虽有其历史缘由,但国家政策却负有很大责任。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者坚持了原则,明确指出民族分离运动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从理性上应予坚决反对和制止。正是基于此,作者才能对东南亚民族问题的悲剧之所在有了更为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