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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恋爱说质疑 在屈原的《九歌》研究中，“上帝、上帝的爱情”和“人、神的爱情”理论的提出是近代以来最受关注的新理论。而作为这种“恋爱”说最重要例证的,便是《湘君》、《湘夫人》(以下简称“二《湘》”)。如何理解二《湘》的内容?它们所表现的,究竟是祭祀中的人、神交接之情,还是所谓的湘君、湘夫人之间“生离死别”的“恋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二《湘》本身的认识,还涉及到对整个屈原《九歌》性质的探讨。我在十四年前发表的《九歌六论》中,曾经对《九歌》研究中的“神、神恋爱”、“人、神恋爱”说有所批评,只因限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这里,愿结合二《湘》研究的具体情况,再加申说。 一、 及时行乐研究的代表人物 在较早的楚辞研究中,二《湘》只被视为祭歌,而并无从湘君、湘夫人的“恋情”关系上立说的。例如王逸《章句》,虽已隐约点示“湘君”与舜之关系(其注“蹇谁留兮中洲”,有“尧用二女妻舜”,“所留,盖谓此尧之二女也”之语,正暗示了“湘君”即“二女”所留之“舜”),“湘夫人”则为舜之二妃。但在解说二《湘》的内容时,均从主祭者屈原一方立说,“言己供修祭祀,瞻望于君,而未肯来”(《湘君》),“言己……修设祭具,夕早洒扫,张施帷帐,与夫人期歆飨之也”(《湘夫人》)。王逸将主祭者视为屈原自己,并多用诗人与怀王之君臣关系比附,固然不妥;但将二《湘》视为分别祭祀湘君、湘夫人的祭歌,而不是抒写这对夫妇之神的恋情之作,则绝无疑问。这一不含男女恋情的祭神之说,为宋元明清大多楚辞注家所继承,成为解说《九歌》二《湘》的基本见解。 从目前所见资料看,较早将二《湘》视为男女赠答之辞的,要数宋人罗愿。其《尔雅翼》“以湘君为神奇相,二女死后之配,夫人即二女。”并明确指出,“二篇(潘按:指二《湘》)乃相赠答之辞”。(P198)与罗愿同时的朱熹,则对整个《九歌》的情调及某些措词,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楚辞集注·九歌序》指出,沅湘间流传的《九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故屈原“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之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从朱熹的具体注文看,他确实发现了《九歌》中有些地方,其措词是“无嫌于燕昵”的“人慕神之词”;不过他认为这都是“比兴”之语,并非真就在表现人神间的恋爱。所以在解说二《湘》时,仍从主祭者屈原立说,以发挥其“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之意。但朱熹的“亵慢淫荒”、“无嫌于燕昵”之说,却启发了后世某些楚辞学者,并成为“神、神恋爱”、“人、神恋爱”说提出者的重要依据。这恐怕是颇出乎朱熹之预料的罢? 到了明代,则有闵齐华《文选瀹注》,对二《湘》提出了全新的解说:“《湘君》一篇,则湘君之召夫人者也;《湘夫人》一篇,则夫人之答湘君者也。前以男召女,故称‘女’,称‘下女’;后以女答男,故称‘帝子’,称‘公子’,称‘远者’。其中或称‘君’,或称‘佳人’,或称‘夫君’,则彼此相谓之辞也。以男遗女,故有有佩,此男子所有事也;以女遗男,故有袂有衤世木世木,此女子之所有事也”。闵氏此说曾受到念人游国恩先生的极高评价,称其“要其觊破《湘君》、《湘夫人》之作男女之辞,则诚千古不磨之卓识也”。(P127)其实,“觊破”二《湘》作“男女之辞”者又岂止闵氏?在此之前,汪瑗《楚辞集解》即已提出此说:“此篇(指《湘君》)盖托为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词。后篇又托为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词。……湘君则捐遗佩而采杜若以遗夫人,夫人则捐袂遗衤世木世木而搴杜若以遗湘君。盖男女各出其所有,以通殷勤,而交相致其爱慕之意耳。二篇为彼此赠答之词无疑”。汪瑗此说乃宋人罗愿以来,以男女“赠答之词”解释二《湘》主旨的最透彻之说,甚至已包含了后世“恋爱”说的基本用语。 有了汪瑗、闵齐华等学者富于创新精神的开拓,二《湘》“恋爱”说便逐渐在楚辞研究领域流行起来。现代楚辞研究的代表人物如闻一多、苏雪林、游国恩、郭沫若等,在《九歌》特别是二《湘》研究上,就都受到过他们的启发和影响。其中,苏雪林女士主要发挥的是朱熹“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的意见,创立了“人、神恋爱”说。闻一多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苏雪林女士以‘人神恋爱’解释《九歌》的说法,在近代关于《九歌》的研究中,要算最重要的一个见解,因为他确实说明了八章(潘按:此指《九歌》中《东皇太一》、《礼魂》、《国殇》之外的八篇)中大多数的宗教背景”(P277)而闻氏本人则进一步指明,《九歌》中的“八章歌曲是扮演‘人神恋爱’的故事,不是实际‘人神恋爱’的宗教行为”。因为“二千年前《楚辞》时代的人们对《九歌》的态度,和我们今天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欣赏艺术。所差的是,他们是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我们则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但二者的态度则都是“审美的、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