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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保护的刑法介入 水资源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行政、法律、经济、科学和技术保护。法律保护由不同层次的调控机制组成, 既包括宪法层面的法律保护, 也包括民法层面、行政法层面、刑法层面的法律保护。在我国的法律保护机制中, 行政法介入水资源法律保护领域时间最早, 调控的范围也最广。而刑法作为最后的保障法和最严厉的法律, 其介入水资源保护自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保护力度最强, 保护效果最明显, 最能凸显法律保护的终极价值和目标。法律保护权益的终极价值和目标在于实现自由、公正、效率和正义。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口的不断增多, 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不仅导致用水量剧增, 而且导致大量的水资源被污染, 人类可利用的水资源迅速递减。这种局面迫使人类用各种人为机制来分配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法律机制就是其中之一。在法律机制中, 宪法只对水资源的权属等问题进行了宏观规定, 民法、行政法从更加具体的、更具操作性的角度对涉及水资源的问题进行了规定, 制定了一般的民事保护、行政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在很大意义上也实现了法律保护的公平、公正、正义、自由和效率。然而, 作为手段最为强硬的刑法介入水资源保护机制, 更能实现这些价值和目标。比如, 当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时, 如果只有民法、行政法介入, 其制裁措施不一定能够制止这种危害行为的继续进行, 而当刑法介入时, 则强制力最强, 不仅可以将污染者定罪处刑, 而且可以对污染单位实行强制关闭、停止生产经营等制裁方法。刑法介入水资源保护领域, 在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的今天, 应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 保护水资源主要有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应当说, 民事行政手段作为保护水资源最主要最频繁使用的措施, 在保护水资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局限性, 比如, 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其制裁措施主要基于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偿和恢复, 对侵权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行政救济手段对水事违法行为虽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 也有相应的管制措施, 但其惩罚和管制的力度相对较轻, 对某些严重的水事违法行为的惩处则显得力不从心。同时执法者权力常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和影响, 执法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是, 实践中水事侵权和水事违法行为比比皆是, 水资源污染和破坏现象极为普遍。 刑法保护的规范性和强制力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刑法保护措施是民事措施、行政措施保护水资源不能奏效的最后保障手段。刑法的惩罚、教育、指引、预测等独特功能决定了唯有刑事制裁, 既具有对水资源违法行为的惩罚性, 同时又有相当的管制性, 对某些严重违反水资源保护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 能够显示出国家、社会对严重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的强硬态度, 更能够体现出保护水资源的坚强决心。刑法规定水资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是打击水资源犯罪的有力武器。 我国现行刑法中, 究竟是否有对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机制、在多大范围内有刑法保护机制, 学界研究甚少。在是否应当对水资源进行刑法保护等领域, 学界的研究甚至呈空白状态。 纵览我国1997年刑法典, 涉及水方面的犯罪有如下几个:其一为决水罪, 是指故意破坏水利设施, 制造水患,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二为过失决水罪, 是指过失损坏水利设施, 引起水灾,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其三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是指违反国家规定, 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 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 现行刑法有关水方面的犯罪, 概括起来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第一, 决水罪和过失决水罪并非直接破坏水资源、污染水体的犯罪, 而是故意或者过失破坏水利设施, 造成水体倾泄, 进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刑法规定决水罪和过失决水罪并不是将其设置为水资源保护的犯罪予以惩治, 而是将水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工具规定为犯罪。正如有学者指出, 我国刑法规定决水罪和过失决水罪, 不是从危害环境的角度, 而是从危害公共安全的角度予以刑法保护, 没有充分体现出宪法规定的“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这一要求。1因此, 刑法规定这两个罪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保护水资源而在于保护公共安全, 故这两个罪不属于破坏水资源的犯罪;第二,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污染水体的刑事立法, 污染水体的行为既破坏了水资源, 也污染了环境, 还会危及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但刑法第338条既然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量标准规定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 而不是“严重污染环境, 破坏土地资源、水资源、大气资源”, 说明将污染水体的行为列入重大